全球治理中國化

①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② 什麼是"全球治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發生了那些重要變化

全球治理屬於多邊外交范疇，現代全球治理起始於1945年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附屬職能部門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制形態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
20世紀70年代以後，7國集團成為主要由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大國俱樂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力量差距明顯縮小。自2003年後，7國集團根據不同議題邀請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進行對話，逐步形成G7+5等對話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證明，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機制已經無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也無法破解全球化快速發展引發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在參與全球治理與制度建設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從參與者到建設者，再到引領者的三重身份轉換。從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開始，中國真正地參與到了國際制度建設之中；而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和制度建設者；2000年以後，中國努力成為國際制度建設的引領者。G20峰會在杭州的圓滿召開，體現了中國聲音、中國責任、中國擔當和中國主張，證明中國在二十國集團這樣的國際制度框架內參與全球治理的作用明顯增加。
中國的角色轉變建立在國際制度不斷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陳岳將國際制度分為傳統型、改良型和創新型三種。傳統型是指二戰以後，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基礎之上建立的國際制度，例如聯合國體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改良型國際制度指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新出現的國際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對傳統型制度進行過適當改革與調整的制度，例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與中日韓的「10+3」機制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而目前的創新型國際制度則是由中國和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倡導建立的。創新型的國際制度與原有國際制度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來推動新國際制度的誕生，而中國在其中應當發揮引領、主導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袁正清認為，現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但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合法性明顯不足。當前的國際社會需要一種著眼於當前和長遠的治理挑戰，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應發揮更大作用，積極參與治理規則的制定工作，為全球治理提供創造性的中國方案，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活動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③ 中國參與的全球治理的角色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全球治理屬於多邊外交范疇，現代全球治理起始於1945年以聯合國及其回專門機構和附屬職能答部門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制形態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20世紀70年代以後，7國集團成為主要由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大國俱樂部」。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力量差距明顯縮小。自2003年後，7國集團根據不同議題邀請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進行對話，逐步形成G7+5等對話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證明，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機制已經無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也無法破解全球化快速發展引發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④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全球化是隨著科技革命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特別是信息革命的迅速發展和跨國公司在全球迅速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全球市場體系的形成而形成的。
全球貿易往來增多、資金在國際間流動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正在推倒各國的經濟壁壘，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經濟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轉之勢，並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隨著中國加入WTO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全球化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第一，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大大提高，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企業進入世界市場的獲利機會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國內市場成為各國企業紛紛搶占的制高點。
隨著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程度不斷加深，中國產品在國外市場的准入程度將提高，但同時國內市場的全方位、大幅度開放也是大勢所趨。中國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將使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大幅增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在中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則由於本國企業的競爭力不強，很可能遭受外國同類進口產品的巨大沖擊，使經濟增長受阻，並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
為了分享經濟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響，中國在現階段應充分注意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並以此為基礎，逐步地積累財富，推動經濟增長，同時也應積極利用世界性資本、技術和產業大轉移的有利時機，通過開展貿易、利用外資等途徑，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本國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整個經濟的發展。
第二，經濟全球化推動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舉實施兼並，這在提高中國企業經濟效率的同時，也將對中國國內產業造成較大的沖擊。

⑤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碎片化的世界提供了什麼智慧資源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現代社會特別實用，特別是今年疫情以來，我們的國家為世界其他提供了中國智慧，也同時也提供了中國力量。

⑥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與對策

經濟 全球化不僅對我國的經濟 發展 產生了巨大的 影響 ，而且還通過市場經濟機制、政府管制機制和迴文化滲透機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響著我國 社會 生活的穩定發展。我們必須根據經濟全答球化的客觀要求和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通過觀念更新、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會主義體制和民主法治國家，保持我國社會 政治 穩定，推動社會主義 現代 化建設的不斷發展。

⑦ 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穩定。近年來，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的金融危機及其政治動盪，就是有力的佐證。其代價之慘痛、教訓之深刻，足當引以為鑒。經濟全球化已經叩開中國的大門，在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之同時，也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產生了威脅和影響。我們必須正視挑戰，探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的規律和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世界交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不斷地表現出日益「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在實踐中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全球化，試圖按照其面目改造整個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資本主義化」。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具有推動與阻礙的雙重影響。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沖擊，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其格局總起來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這不僅體現在它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上，更集中地體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挑戰上。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挑戰，直接地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其次，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使政治改革過程面臨更大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孕育新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第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文化與思想觀念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政治不穩定
總之，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由於存在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都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
二、經濟全球化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方式和特點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一種全方位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和特點。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從政治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政府宏觀控制和對話協商機制來實現各國政治穩定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跨國公司和企業根據自由競爭原則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爭權逐利，導致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卻不對各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負責。因此，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各國社會政治穩定的職責，仍然需要各國政府承擔，通過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使市場起到基礎性配置全球性資源的作用。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張通過「自由民主市場模式」，鼓吹和採取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政策，來消融中國政府管制經濟機制，制約我國政府管理行為過程，直接影響我國的政策穩定和政局穩定。此外，西方國家通過操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強調一切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法辦事，甚至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法律凌駕於國際關系准則之上，企圖迫使中國就範。這種不正當干預我國經濟政治事務的「合法」手段，對我國政治穩定的隱性影響更大更深。可見，政府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是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
從文化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國際大眾文化傳播媒介及其滲透整合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我國公眾的政治思想穩定和民心穩定。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對我國公眾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狀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但世界主要大眾傳播工具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支配著，少數全球性傳媒公司壟斷著全球信息的發布權和控制權，這實際上使我國公眾處在一種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之中。發達國家藉此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推銷「西方價值」，妖魔化中國等活動，這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思想統一和心理穩定，產生和形成了無形的滲透影響和強大的輿論壓力。

從社會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體化，也是影響我國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方式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通過各種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已經十分普遍地擴大了，我國社會公眾生活方式也呈現出不斷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向。由於中國與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與文化差距，人們在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適應性，造成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從而有可能產生和加劇我國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狀況。
當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影響，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影響的方向上是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第二，在影響的內容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叉滲透、相互轉化和全面擴展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第三，在影響的機制上是結構—功能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第四，在影響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並存。第五，在影響的趨勢上是政治穩定與政治不穩定交替發展。我們以新的姿態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持續穩定發展是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各種不穩定挑戰的必然選擇。這是一種「沖擊—回應」互動關系，其運動軌跡和結果總的說來就是一種「不穩定—穩定—不穩定」、不斷循環發展以至無窮的過程。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對策選擇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我們提出以下的對策選擇。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實現觀念更新，這是我們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當前，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重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穩定及其意義。
二是不斷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及時進行社會政治穩定的政策調整，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關鍵。
三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定不移地走制度創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新型體制，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首先，堅持走制度創新全面發展的新道路，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必須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時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體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紐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政治文明，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再次，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穩定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國際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發展，創造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贏的發展新格局，推動人類文明的和諧與進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方向。

⑧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定要付出環境代價嘛

全球化對我國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全球化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提供了發展機遇。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高達2600多億美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20%。同時，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全球化在環保意識、環保技術和全球治王單等方面為中國的環境改善做出了積極貢獻。人們通過中外思想觀念交流，增強了環境保護意識，學習到了先進的環保理念和技術;外商投資、國際貿易等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清潔生產、環境保護的技術和設備;全球化推動中國積極參與環境全球治理，使中國在提高本國環境保護能力的同時，更有能力為改善全球環境做出貢獻。另一方面，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目前，中國就環境可持續性而言，2005年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33位;就環境績效而言，2008年在149個國家中排名第105名。廢棄物進口也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作為資源供給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每年從美國、西歐各發達國家進口數千萬噸的廢棄物。其中廢舊塑料進口超過1000萬噸;全世界每年產生的約 5000萬噸以上的電器和電子廢品中有70%以上被運到中國。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對資源的需求，但卻帶來了環境污染。有關專家對廢棄物貿易的研究發現，許多進口廢物在中國經過再生處理後的產品往往又運回發達國家，沒有起到補充國內資源不足的作用，付出的環境代價只換來微薄的利潤。另外，重化工產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國內環境污染。以焦炭為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2002～2006年的五年中，中國出口焦炭共計8586萬噸，在目前焦炭行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下，生產這些焦炭排放的二氧化硫至少達30萬噸以上。此外，還有大量其他污染物排放。以鋼鐵為例。鋼鐵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排放產業。 2002～2006年，中國共出口鋼鐵1.6875億噸，按照中國目前鋼鐵產業平均技術水平，生產每噸鋼排放二氧化硫3.6公斤，共排放二氧化硫60多萬噸。再以成品油為例。成品油生產加工過程產生的大氣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烴類、氮氧化物、煙塵。2002～2006年中國共出口7783萬噸成品油。按照每噸成品油生產排放 0.9公斤二氧化硫的水平測算，排放二氧化硫至少為7萬噸。此外，還有大量有機物和廢水排放。以鋁為例。鋁的生產企業是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發達國家已很少再建電解鋁廠。2002～2007年中國共出口鋁產品1238萬噸。按照目前每噸鋁排放二氧化硫9公斤計算，共排放二氧化硫約11萬噸(以上出口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海關官方網站)。僅上述四種產品的出口在中國就排放了108萬多噸二氧化硫，佔中國年排放總量的近0.72%。還有數量巨大的廢水、煙塵粉塵等。
三、應對全球化對我國環境影響的對策
為減少全球化對中國環境的不利影響，並充分利用全球化對中國環境的積極作用，中國要走「內外兼修」的路徑：對內，必須探索和實踐一種適合中國的有益於環境和人類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外，要通過國際合作廣泛參與全球環境治理。
(一)探索和實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們必須及時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探索和實踐一種解決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矛盾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十一五」規劃將發展循環經濟確定為重要任務，使之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從企業到工業園區、從縣市到省展開了大規模的試點，使循環經濟從理論走向了實踐。到2007年，通過循環經濟模式，中國鋼鐵行業約相當於鋼產量 40%、數以億噸計的固體廢棄物幾乎得到全面的回收再利用;數以億噸計的電廠粉煤灰被用作製造水泥;一些發電廠(如西柏坡火力電廠)、鋼鐵廠(如上海寶鋼)甚至整個工業開發區(如天津泰達)等通過廢水回收循環利用基本實現了污水零排放。中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模式已初見雛形。如果這一模式取得成功，將在總體上縮短工業化道路，還將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一種成功範例，幫助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當然，中國的循環經濟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是無條件的，它要求相應的體制創新，即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法律和政策體系，促進產業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優化。
1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法律和政策體系。發展循環經濟以減少污染排放，涉及企業外部性問題，在增加社會福利的同時會增加企業的成本。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通過法律和政策創新改變企業生產的邊界條件，使企業排放污染物具有較高的成本，而循環利用廢棄物、減少排放能降低企業成本。制定並認真執行污染物有償排放政策是根本途徑。需要注意的是，從污染免費排放到污染高價排放，在社會經濟系統內加入新的成本要素，必然會使經濟「總成本」提高，使得價格總水平上升。所以，必須動員全社會理解和承受這一後果，並通過社會保障政策來減輕低收入群體因環境成本的加大而帶來的生活壓力。
2重新構建國民經濟的成本——價格體系。價格是生產和消費行為的指揮棒。各種經濟政策如果不通過成本——價格機制發生作用，就不會產生長期效果。成本——價格機制是在一定製度和政策框架內形成並運行的。因此，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可重新構建有利於資源、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新的成本——價格體系。如，通過增加能源資源稅和消費稅的制度創新，提高循環利用資源和廢棄物的比較利益，使循環利用廢棄物成為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徑。
3促進產業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代表著產業的規模經濟性，而技術結構決定了一個企業循環利用廢棄物的可能性。在一般情況下，產業的組織結構直接決定了行業的整體技術結構。在政策和技術標准上推進產業組織結構優化，實現產業發展的集聚和規模效應，加速企業技術創新，利用工業園區模式推進工業化，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要求。
(二)加強全球協作，共同參與環境治理。探索和實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利於解決環境問題。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環境問題還需要通過積極的國際合作和全球的環境治理來解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國際環境合作中的重要力量。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合作、國際環境機制建設和國際環境規則制定，彌補自身在資金、技術和人員等方面的不足，節約實現環境治理目標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這樣既能保證本國的利益，也能更加積極和現實地履行國際環境規則。另外，中國還要爭取發達國家更多的支持與合作。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事實上為發達國家承擔了部分污染。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轉讓資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環境保護技術，而不是將之僅僅作為貿易的對象。

⑨ 當前我國發展中哪些情況沒有發生變化A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b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承擔重要角色誒，經濟。

本題我認為回答應該是：A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
當前我國發展中，是和平發展時代版的主題沒有發生變化權。
這個應該是我國，現在、乃至將來都應該尊循的一個主要法則。
我國是個大國，人口眾多，求和平發展，是第一大重要任務。只有發展了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走上幸福的康莊大道。
為什麼不是B呢？因為現在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在發展中，你的話語權可能被質疑。所以，中國要想在全球治理中承擔重要角色，還是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的。

你同意我的觀點嗎？

⑩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發生了哪些變化

全球治理來屬於多邊外交范疇，現代全源球治理起始於1945年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附屬職能部門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制形態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20世紀70年代以後，7國集團成為主要由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大國俱樂部」。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力量差距明顯縮小。自2003年後，7國集團根據不同議題邀請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進行對話，逐步形成G7+5等對話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證明，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機制已經無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也無法破解全球化快速發展引發的新挑戰和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