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理論壇

Ⅰ 有哪些論壇是討論企業改善的

工業工程論壇
6西格瑪論壇
品質網
等等

Ⅱ 如何通過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提升企業競爭力

有兩個資料可以參考。

第一個資料是，博鰲亞洲論壇2005年年會「企業治理和企業競爭力論壇」實錄（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46676/46938/3344876.html）。點擊鏈接，看全文。

第二個資料是《財經》年會「2008：預測與戰略」分會「公司治理與企業競爭力」論壇實錄。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企業改革局副局長放生：公司治理和企業競爭力應該說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話題，我們應該追求良好的公司治理。什麼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進一步討論。再有企業競爭力，理解也不一樣，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企業競爭力的內涵，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究竟應該怎樣。我的理解，公司治理是一個過程，它的本身不是目的，應該說它是為了追求企業的競爭力的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是它追求的一個目標或者叫一個結果。關於公司治理，我一會兒再談，我首先談一下什麼是企業競爭力。
一般來說，企業競爭力應該是企業各種能力的一個綜合體現，它不僅僅表現為企業的盈利水平。一般我們容易理解為，企業盈利水平高，一定表明企業的競爭力強，沒有那麼強的直接的關系，尤其不是表現為企業當期的盈利水平，關鍵要看企業長遠的表現，而且企業不僅對股東負責，還要對企業利益相關方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
企業競爭力簡單地來講，是否可以這樣歸納：別人死了你沒死，別人發展了，你也發展了。我覺得這個話雖然不夠理論化，但可能更能反映出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因為企業的競爭力既表現為企業發展的能力，同時也表現為企業生存的能力。因為宏觀經濟環境在不斷變化，當整個形勢好的時候，大家都好，這個不一定說明多大的問題；但如果整個經濟環境發生變化，你的生存能力如何，反而更說明問題。而且在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比如說企業的產品、技術、規模、品牌、銷售等等都處於一個比較高的水平，或者說你在這個行業內屬於已經前幾位水平的時候，也就是說你的硬體能力很強的時候，你的企業競爭力可能更多的表現為企業的軟實力。因為我是做過很多年企業的，我自己對這個事情有一個很切身的體會。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就是要防止企業出現重大決策失誤。如果按照統計學的概率來講，平均的一個失誤有多少，你在這個平均失誤以下就是競爭力要比別人強。怎麼防止企業出現重大決策失誤？我認為主要靠兩個制度安排：第一個制度安排就是董事會的結構，因為我們討論公司治理，其實實質問題是討論董事會，董事會的結構應該是建立以外部董事為主的董事會，以這樣的結構來運作。第二個制度安排是企業要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我認為這是兩個關鍵的制度安排。
根據科爾尼公司2004年對標准普爾500家公司董事會治理情況的研究表明，董事會治理良好可以為公司帶來更好的經濟回報，由此可見，公司治理成效的關鍵在董事會。我覺得中國企業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應該更現實。從目前來看，大多數國有體制的領導企業目前是兩種模式，第一，仍然按照企業法規定總經理負責制，也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將企業的命運系在一個人身上，我們通常叫「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設立董事會，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這個董事會是以內部人為主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與經理層高度重合，決策與執行合一，缺乏相互制衡，難以科學決策。我們不能光看這個企業是不是成立了董事會，還要看這個董事會的結構，結構的關鍵是看內外部董事之間的比例關系。因此，改革的關鍵是要改變董事會的結構，也就是說，要建立以外部董事為主的董事會。國際大公司的董事會，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的董事會，結構大體上也是這樣的，我去過很多國家考察過，問過很多國外家族公司的董事會結構，大概也是這樣的規律。
董事會的結構是否合理，責任是否到位，決定了董事會的定位以及作用的發揮是否到位。建立外部董事制度是關鍵性、支撐性的制度安排，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可以避免董事與經濟人員的高度重合，真正實現決策與執行的分權制衡，保證董事會能夠作出獨立於管理層的判斷和選擇。如果董事會成員跟經濟成員重合的話，董事會本身就是經理層人員，怎麼能夠獨立於經理層作出判斷呢？
二是確保由董事會選聘、考核、獎懲經濟人員，因為他們是分開的，所以才能做到這一點，避免經濟人員，包括內部董事，因為內部董事是跟經理人員重合的，自己選聘、考核和獎懲自己。這個我們目前或者過去很多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是這樣的。
三是外部董事不負責企業日常經營管理，外部董事除了在董事會上行使自己的表決權以外，沒有其他的權力，也就是說，他在日常的工作當中，不能幹預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樣就有利於這些外部董事更好的代表出資人的利益。
四是企業在風險管理，在內部審計、稅後利益分配上，更應該發揮外部董事在其中所具有的獨立的作用。
五是通過選聘具有高水準的專業人士擔任外部董事，能夠為董事會帶來更加豐富的專業知識和來自企業外部的專業經驗，實踐也證明了這樣一個作用。
進一步需要討論的是，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外部董事。我講的外部董事其實是包括獨立董事的。我認為應該選擇一些具有豐富企業經歷的企業人士，包括已經退休的具有豐富的企業管理經歷的企業老總，來擔任外部董事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這一點可能跟國外的情況有所不同，尤其是中央企業的實踐跟國外的情況有所不同，這是因為要結合我們自己的國情現實。這些具有豐富的企業經歷的外部董事與具有法律、經濟、金融等方面專長的獨立董事相結合，就能形成比較好的董事會的結構，我把這些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分開，是因為在概念上有所區別，與內部董事，包括職工董事的作用應該各有側重，相輔相成，至於他們之間的關系和作用，目前還需要在不斷的實踐當中來摸索規律性的東西。
我們還需要討論董事會的功能是什麼，除了公司法規定的法律條文以外，我以為董事會的功能主要系以下三方面：
一是把方向。也就是說由董事會決定企業的發展戰略，決定企業干什麼不幹什麼，決定企業在不同時期發展什麼、如何發展，決定企業的產業定位、產品定位、邊界定位、區域定位，有時候決定企業不幹什麼比決定企業干什麼更困難、更具有挑戰性，尤其是在企業發展形勢比較好的時候，要想放棄什麼，可能是很難。
二是選對人。當董事會成員和經理成員分開時，應該由董事會選擇合格的經理人員，並對經理層人員進行考核、獎懲。這種考核既包括對企業經營目標的考核，也包括對每一位經理人員的考核，我們過去的考核僅考核企業，是對企業的目標考核，而缺乏對企業高管層每一位成員的具體衡量和考核，往往正職定了以後，副職的收入和正職有一個系數關系，這個是需要改變的。
三是控風險。大家知道，隨著企業現在的發展，隨著市場環境的充分競爭，企業的風險是越來越大。剛才休會時，我們也在討論，在企業發展好的時候，往往風險更大，因為企業困難時，可能會非常謹慎，企業發展好的時候，往往就會自我感覺良好，這個時候，風險反而更大。

董事會的重大決策和風險管理體系之間是什麼關系？我想是以外部董事為主的董事會的運作，有助於控制和防止出現重大決策失誤。但企業的運作又是一個龐大的體系，董事會是處在這個體系的金字塔的頂尖，它是做決策的，決策的基礎是不是牢靠、是不是真實、是不是經過科學的程序來判斷，這個非常重要，如果董事會的決策是建立在一個不真實、不可靠的基礎上，董事會決策的失誤率就會提高。美國的薩班斯法公布以後，規定美國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按照薩班斯法做內控，我們國內中央企業12家在紐約上市，有的老總跟我講，簽最後財務報表時手哆嗦，為什麼哆嗦？因為並沒有主觀的願望說財務報表有虛增的利潤，我們是希望客觀地給公眾真實的信息，但這個數據怎麼上來的，上來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不真實的成分，我自己心裡沒底，但我簽了字是要負責任的。
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鮑毅：最近德勤做了調查，對中國各類企業進行調查，因為中國企業都在海外走出去，做一些並購活動，還有考慮到文化的問題，包括在並購之後的文化問題等等，還有競爭力的問題也非常的重要。可以說，中國企業現在面臨越來越具競爭力的環境，其中有著很重要的因素，最近我們剛剛檢查了一項調查，就是對中國民營企業調查，了解中國民營企業在競爭上面臨的問題，今天和大家進行一下分享。包括把中國的民企和外企進行了解。
首先，中國民企扮演什麼樣的作用？看一下民意調查的結果。首先，中國民營企業的增長非常迅速，從2000年到2006年，企業數量增長了三倍，注冊資本增長6倍，企業家數量增長3倍，注冊資本從1.33萬億增長到1.75萬億。民營企業和外企之間比較起來有什麼對比，民企如何看自己，他們發現自己在拓展方面比較好，拓展市場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在領導力和研發創新方面，覺得自己和外企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老百姓怎麼看他們的治理，這是我們采訪的老百姓認為，紅線和黃線，大概66%的老百姓對企業道德，對他們的信用，對納稅誠信度有比較積極的看法，特別是納稅方面只有20%，覺得不是非常誠實的納稅者，所以形象不是非常好，老百姓對他們總體印象不是非常好。
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也有非常大的缺陷，像員工培訓、薪酬、員工信任、人才方面，不是非常好。在挽留員工方面和外企差不多，因為所有的企業，包括外企在挽留員工方面都面臨很大的問題。另外，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民企是很適合工作的地方嗎？並不是很好的地方，因為很多人認為工資不高，在員工培訓方面不太好，給員工的支持不足。
民企和創新的問題，2006年80%的新產品，70%的技術創新和60%的專利都是民企展開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非常大的機遇所在。民企領導人中51%的人增加創新型的投資，34%的人決定投資專利。這是一個不斷持續增長的領域。還有一個領域值得關注，也可以讓我們看到機遇，只有20%的企業決定與研究機構合作，如果看亞洲其他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可以看到，很多企業和大學的合作是非常緊密的，這一點在中國來說也算是一個很大的領域。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剛才海航陳總也提到，企業應該增加社會責任感，老百姓對這一點對民企的看法不好，覺得他們應該扮演更大的社會責任，包括環境保護方面、企業的價值觀方面不是非常的清晰，老百姓的觀點對民企的看法還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民企應該盡快的擴大他們對自己企業、對社會的貢獻。
展望未來，最大的挑戰是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白熱化。企業領導如何應對競爭？64%的企業增加海外介入的數量，54%的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三分之一決定進行海外並購，我們做了很多研究，有66%的並購交易是失敗的，所以民辦企業要想有效的進行並購挑戰非常大。當然還需要更多的外部環境的支持，需要獲得更多資本的渠道，包括有更適合他們成長的政府、政策，還需要吸引更優秀的管理人才。

弘鴻毅投資總裁趙令歡：大家好。弘毅投資是聯想控股旗下專事並購投資的成員公司，我們成立的時間不長，但正好趕上中國這一輪發展的大潮，做了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國企改制方面。作為一個做股權投資的實踐者，大家知道，股權投資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幫助被投企業價值提升而實現我們的回報，股權投資基金是一個新生事物，這個市場不斷地在發展，但了解這個運作模式的人並不多，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雖然做股東，有的時候做很重要的股東，甚至是控股股東，但基金本身並不直接參與日常管理，而是通過董事會、通過公司的架構治理，來幫助企業做大做強，從而變成更有價值的公司。
先簡短回顧一下我們國家企業的組成架構，我今天的分法不是學術性的分法，只是為了我下面講話方便，大致用通常的做法，分成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從一種所有制和架構，比如說國營工廠，通過20多年將近30年的不斷改造，大多數已經建立了准或者是類似現代化企業的治理機構，比如股份制改造、董事會的治理，剛才周局已經介紹了引領這個潮流最新的實踐。同時，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企業做公司的時候不講究治理，講究做生意，做大做強，如果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里競爭而且取勝，所以，管理的效益和目標變得重要，也需求有符合他們實行的治理結構。
現在我們在實踐中經常看到的，首先，國有企業發展得很好，有我們國家發展的基礎，但今天主要是想從以後改善的角度來說。國有企業仍然存在著股東缺位的現象，股東缺位有很多對企業長治久安和競爭力不利的因素，比如說管理層在管理公司時，在中、短、長目標之間的平衡會有問題，如果他只關心他是不是能夠下一屆連任，他可能比較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是企業長期的發展。
治理結構也滯後於市場的一些要求，比如剛才周局長強調的風險管理，現在股市虛高，其中一個貢獻力量就是國營企業用他們可以佔有的資金進入股市，這個實際上是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都有很負面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股市一高一低，這裡面有很多復雜的因素，給國家做治理帶來一些不便的因素。但是就企業本身來講，這個風險也是十分大的，所以，治理結構不嚴謹或者不是很規范，會有一些對企業長期的生存和競爭力有影響的地方。
國有企業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大家都心知肚明，呼聲越來越高，但是現在還沒有找出更市場化、更系統的辦法，就是企業管理層的利益和股東利益一致化的問題。我以前是管企業的，股東想和管理層博弈，通常股東輸。當然，我們可以說，我是國有企業，我可以用組織的手法把你幹掉，但是你想想，企業生存的目的是為了給企業的股東、給它的員工，用它的產品和服務的社會創造價值，帶來利益。把企業的領導人更換的過程也可能做了一件事，你要不聽我的我可以管你，但是正好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就是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所服務的對象也不應該受到影響，所以，不能簡單的從誰管誰的角度，最重要的還是利益一致化。
民企也有問題，比如運作不規范導致的風險管理，現在民營企業發展很快，剛才鮑毅先生也有一些數字。但是民營企業也有很多風險，以前我覺得民營企業的戰略管理不是特別的好，因為董事會基本上是一個人說了算，沒有外家的有經驗的人做指導，現在漸漸的變好，但是前面有很多興旺發達的民企，但是很快大家總結出一個規律性的趨勢，就是大起之後必有大落，比如挖煤挖出錢來之後想搞投資，但是他不懂得，他可以去搞投資，但是他會請會搞投資的人搞投資，但做老闆做慣了，在煤方面投資，精力分散了，所以很多時候大落，隨之而來變成規律性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可以歸屬於治理和結構，從股權投資基金的實踐來講，我介紹一下我們的PE，它的歷史也不長，只有30多年，它有一個大的生存背景。上世紀 60年代美國戰後一片興旺，很多企業發展起來掙很多錢，大的上市公司股權高度分散，管理層變了企業的主人，但是他們忘了真正的主人是他們的股東，所以，他們沒有為回報股東最大化而工作。像AT&T是很典型的例子，管不了企業家，所以這個時候創造了很肥沃的土壤，PE應運而生，PE從一開始的概念來講，希望集中股東和管理層說明幾件重要的事情。剛才周局長講的我們國家在央企裡面做的外部股東的嘗試，試圖在做這些事情。
簡練點說有幾件事情：一是管理層經常從結構上能夠知道或者有人告訴他你們是股東的代理人，如果不是股東的話，只是執行者和代理人。二是有專業的支持，股東會和董事會起這樣的作用。三是在架構設計上力爭讓管理層變成股東，可以跟股東坐在一個椅子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非金融企業有興旺的時候，有衰退的時候，我不想說這個貢獻完全由PE做成，但是由於PE的做法，包括一些強硬的手段，實際上讓所有的企業家和管理更關心他們在那兒為什麼。
在中國PE剛剛發展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弘毅做國企改制很多，實際上把這幾件事，股權基礎、董事會治理和股東、管理層的利益一致化，通過股權、期權的方式保持統一，效果很好，現在只用三年做了中國最大的平板上市公司。
總結起來，公司的治理結構可以從股權的結構多元化做起，因為它會影響公司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還是企業家控制最大化。不光是要有這樣的結構，還要有一個好的董事會，剛才幾位嘉賓已經做了很多闡述，但是我還是想做一個重點的說明，最終讓企業發展能夠做的長治久安還是要靠把管理層的利益和企業的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各種各樣的試驗之後，管理層持股還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

埃森哲大中華區主席李綱：我講的是關於競爭力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競爭力？靠什麼去競爭？
首先我們看一下，今天討論這樣一個題目，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來討論。我們是在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的前提下，我這里有很多的PPT，實際上是想說明什麼問題呢？在最近，很多中國企業在上市以後，市值已經在世界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領先地位，比如中國石油的市值已經超過了殼牌，再比如說中信證券已經比美林還大，中國工商銀行比花旗、摩根、大通加起來還大，中國人壽比我們所知道的安聯、蘇黎士加起來還大，中國移動，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它的手機，它的市值比整個芬蘭的證券市場的市值都大。
這些東西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振奮人心的信息，中國企業大起來了，走上了世界。這是不是代表有競爭力了？規模大當然好，有規模效應，有市場份額，但是在我們慶幸中國企業長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競爭力不只是一個規模，競爭力不只是說大了就有競爭力，因為競爭力本身是一種表現，表現一個公司的能力，而最終競爭力是要使一個公司基業常青。過去三年中，我們公司在全球研究6000家企業，就是在尋找什麼樣的企業才能夠基業常青，有持續的競爭力。當然，我們做這個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出一個排名榜，我們不公開最終我們認為哪些企業是高績效的，而我們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這些企業在哪些行業為什麼是高績效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全球高績效的企業都有這三個要素：
第一，非常明確的市場聚焦和定位。這一點剛才神華的凌文也講到了，從神華的角度來講，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是以煤為中心做大能源的定位。還有很多經典的全球例子，比如豐田的市場定位也非常清楚，它要做到一個價格合理、質量一流的汽車製造商。三星做手機，它比誰起步都晚，它做成功也是市場聚焦，要做中高端，不做低端。
第二，有一個獨特的能力。這個能力不是簡單的讓人復制的能力，因為復制了以後，所有人都可以做，比如說本田，我們知道它的汽車，但它獨特的能力是製造小型汽柴油發動機，所以，它才能不斷的在競爭市場當中取得一個領先的地位。
第三，績效的底蘊。這個詞可能比較別扭一些，實際上是一個軟實力，一個公司的軟實力包括公司的信譽、文化、公司的治理結構、它的績效管理和創新能力，這些東西都是不易被人家復制的，可以學它的技術，但是這些技術很難學。我去過海航，跟陳總聊過，他們公司有非常強的公司文化。這三點是對任何一個企業需要能夠有持續的競爭力必須考慮的。
我們的研究去年也推廣到中國來，也研究了中國的企業，我們的研究范圍當然是基於很多歷史數據，所以我們只能夠著重看已經上市的企業，而且已經上市了一段時間的企業。我們發現中國的企業總體講起來，在剛剛這些方面，不管是高績效還是普遍或者是一些低績效的企業，中國的企業總體來講，收入的增長都高於全球的同行，這一點大家都能理解，跟中國現在的外部環境或者過去這些年的外部環境有關。但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盈利水平的問題，這個盈利水平不簡單是年報上講的利潤率，這是一個投資的回報與資本成本之間的差，總體講起來，不管中國高績效的企業，還是一般的平均值、低績效的企業，都是遠遠的低於同行業的同行。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問題，中國企業要發展，要有競爭力，不能簡單的尋求一個線性的發展歷程，中國企業比較多的是先看收入增長，先把市場份額做大，然後再去考慮我怎麼樣來提高運營的效率、提高利潤，再考慮怎麼回報股東。當然，這是一個簡單的比較抽象的線性的路徑，比較多的企業是遵循這條路徑的。我們同時也發現，中國的高績效企業基本上把這三個東西線性的並行起來，把收入增長、利潤增長、股東回報，同時考慮。
最後，我講一下中國企業在過去這些年由於外部的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時機，中國的企業從本地企業變成全國性的企業，變成全球性的企業，經歷了大概15年的歷程，而美國的企業可能走過一個世紀，歐洲的企業也走過了幾十年，日本、韓國的企業都走了二三十年，中國的企業走得非常快。走得非常快並不代表我們一定能贏、一定有競爭力，而是我們怎樣把這個長跑，接下去跑得贏，怎樣在中國的市場以及在國際上，能夠在競爭中取勝，還是要回到剛剛講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從市場定位、獨特能力和軟實力三個方面同時著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張維迎：講幾個觀點。第一，企業存在的理由是什麼。簡單的說，企業是要創造價值，任何公司治理的設計必須有助於企業最大化它的價值。但是非常遺憾，現在有關公司治理的好多討論，甚至一些法律，都集中在怎麼分配價值，而不是創造價值。包括美國的薩班斯法案，過分的注重分配價值，防止偷錢，而沒有多考慮怎麼讓人賺錢，我想這是不好的。這個觀點不是我今天講的，在這個法律一出來的時候就講過。
第二，要讓一個企業創造價值，從智力的角度有兩大問題：一是怎麼學好人，也就是領導企業的這個企業家；二是怎麼調動人的積極性。任何一個公司的治理結構，一個董事會的組成，如果不能夠選出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執掌這個公司不能叫做一個好的治理結構。非常可惜，現在很多公司治理評比都在一些次要的指標上，包括信息披露是不是准確等等，而沒有回歸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公司是不是能選出來最好的領導人管理它。
第三，一個好的董事會是合而不同的董事會。「合」指的是這個公司所有的董事會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有一些基本的價值理念是大家共同認同的，但是他們的專業素質、思考問題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董事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應該是全體一致同意的，如果一個董事會的決議，在投票的時候有60%的人同意，40% 的人不同意，這個董事會如果經常是這樣，絕對不是一個好的董事會。一個有效的董事會運作最後通過一個討論達成一致。一個好的董事會絕對不能成為一個互相掣肘、勾心鬥角的董事會，如果有這樣的董事會，也許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阻擋這個公司，但絕對不是一個創造價值的董事會。
第四，董事會的意思是按照一個投票的規則，但是董事會必須有一定的主導力量，誰來主導這個董事會？我想誰在執掌這個公司的運作，誰就應該是這個董事會的主導力量。如果在董事會當中，比如董事長或者CEO，如果董事長不在公司的日常運作的話就是CEO，不能夠具有很強的領導力，在董事會上說的話，很多事情都沒法算數，這也不是一個好的董事會。現在公司治理的討論有一個誤區，就是小股東總是對的，這個觀點本身是錯的，好多的小股東是很有問題的，我們需要企業，有些企業家看問題比別人看得遠，更深謀遠慮，更有決策力，如果每一個小股東，或者他的意見都是對的話，確實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企業家也不需要企業，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有些人出了小小的錢，認為自己有很多的發言權，就胡說八道，最後這個公司過分聽他們的意見，就沒有辦法運作。
第五，產權制度對公司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我認為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沒有一個好的產權制度不可能有一個好的公司治理，這一點我仍然認為國有企業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有一個持續、有效的公司治理。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一下國有企業背後一整套人事任免的運作，大家可能會同意我的觀點。
有一個現實的例子，我曾經兩次曾經國資委組織的大中企業的高層領導的選拔，主要是公開選擇副總。在選中遠集團副總的時候，選擇委員會裡面有中青旅的老總，中青旅的老總問我，張教授，我有一個問題，我說什麼問題？他說應該選一個好人還是選一個壞人？我說為什麼有這樣的問題？選一個好人對不起我的股東，因為他是我的競爭對手，我選一個壞人對不起黨，因為黨讓我們來選人。所以表明我們在任命的過程中，對公司董事或者對選人方面的基本誠信責任的沖突沒有認識清楚，一個董事不可以同時坐在與他的股東利益沖突的位置上，但我們現在國有企業的任命仍然當做幹部任命，而不是真正按照公司的有效治理來做。特別是好多情況下，沒有辦法堅守公司誠信要求，而我並沒有看到這個東西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第六，回歸一個基本的主題，公司是一個合同，是一個契約，是當事人為了最大化價值而簽訂的一個契約。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把公司治理的大量問題留給當事人本身，給他們更多的自由的簽約權利，而不應該把大量的權力收歸於政府和立法機構，但是非常遺憾，現在好多的討論，好象把公司治理變成政府的問題、變成法律的問題，如果這樣下去，我覺得公司可能不是在創造價值。

Ⅲ 聽說灃沅弘去年在創富共榮高灃論壇發布了一個《家族辦公室發展報告（2017）》，主要講了什麼

這個報告主要以新時代企業為模板，在分析概覽國際市場、國內市場發展的回基礎上，重點闡釋了家族辦答公室的公司治理、業務模式、產品服務和系統建設等，內容覆蓋了銀行系家族辦公室、信託系家族辦公室和獨立家族辦公室等類型。

Ⅳ 試述如何進行農村社區工作的品牌化建設。求解答！

試述如何進行農村社區工作的品牌化建設。求解答！
這位知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擔負著實現城鄉一體化和促進居村農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當前的建設方向並不明確，正在實施的建設行動也頗受爭議。本文以城鄉一體化為視角，分析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制度失誤和滕尼斯式社區的「天堂」特性，認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要去城鄉「二元化」、去「天堂」社區的「天真性」，又要留住傳統農村社區的溫馨，並且還要與城市社區對接，使生活在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能分享到與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務，並過上與城市市民一樣的社會生活。 一、問題提出：農村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價值旨趣 當下中國農村，村改社區的步伐明顯加快，不僅城市郊區農村因城市空間拓展被改制為社區，一些遠郊農村甚至邊遠農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區的速度，江蘇、山東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區為「村改居」社區。這些脫胎於農村村莊的新型社區，正如有論者說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會牌子換成居委會牌子的「換牌」社區，社區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等與行政村沒有什麼差別。如此，針對廣大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區項目或工程，學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中熱衷於村改社區，其動機在於尋土地財政這個「經濟租」；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村改社區的方向沒有問題，改制是必要的，且遲早要發生，這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的內在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農村社區建設。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區農村的社會問題凸顯，於是政府加大了對這些農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盡快融入城市社會。綜觀近年來有關城中村和郊區農村的改造或建設政策，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主要企圖不是建設，而是通過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措施，使這些地方脫胎換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管理單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礎上進行自治型農村社區建設。這類農村社區建設主要針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社會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進行的，是村莊自覺開展的社區建設活動，如一些地方農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志願者協會、衛生環境監督站、公益事業服務站、社會互助救濟站、問題活動聯絡站、民間糾紛調解站等，以便於更好地發展農村社區的公益事業、調節農村社區的社會關系、豐富農村社區的服務生活。 以上兩種社區建設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區建設不具有借鑒意義：自2006年新農村建設以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不少農村，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加快了社區建設速度，如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重慶等省市都開展了以農民向城鎮或集聚社區集中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建設。雖然有一些學者對農民轉移或集中型社區建設提出了質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這類建設行為，②但更多學者對這一實踐予以肯定，認為農民集中促使了工業化程度高的村落農民向城鎮或聚集區集中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它符合城鄉一體化引導農民到城鎮或中心社區居住的趨勢要求，「體現了對農村『就地城鎮化』的積極回應和對『村民自治』體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現代色彩，是我們可以預測的未來農村社區建設的理想模式，也是當前中部地區新農村社區建設應該重點推介的模式。」③ 我國城市化已經升級為城鄉一體化，農村社區建設不能仿照城市社區的建設邏輯，冀望把農村社區建成為類似於城市的社區，也不能承繼城鄉二元分化時期的「村治」邏輯，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等同於社區治理。由於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發展的「頂級階段」，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強調「城鄉社會的有機融合和整合」，④體現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取向，這既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價值旨趣，更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邏輯皈依。 二、追溯失誤：農村社區建設的演進與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改造了傳統共同體，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先發展工業、建設城市，然後再吸引鄉村人口到城鎮聚集；而另一些國家則採取強制措施，迫使農村共同體的人們離開土地到城市工作，並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國近代對鄉村共同體的改造力度不斷加大，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權力全面介入鄉村共同體的改造，村莊與社會步入同構狀態。起初，國家權力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農民經濟合作，企圖改造村莊農民的個體性、自私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此基礎上，國家權力又在農村建立了「政經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直接從事農村「工、農、兵、商、學」等各項事業。盡管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共同體表現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但農民的居住、生產、生活的空間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生產隊這個最基礎的管理單位仍為村莊共同體的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血緣共同體或家族共同體並沒有因國家權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個熟人共同體，其社會資本如信任資本、關系資本等並沒有減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讓村莊原生態共同體轉變為生產集體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體；國家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事務日益頹廢，最嚴重的是農村社區的生產生活設施損壞嚴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這種狀態持續時間不長，國家權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為村莊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農村不再是組織化、行政化的集體組織，而又回歸為人們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確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表面上看，此時的農村社會共同體已經「去行政化」、「去集體化」，好像是擬單位制的隊、社重新回到社區，並且與城市社區相似。但其實不然，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的放權讓利沒有賦予農村社會共同體與城市社區同樣的發展權利，農村社區仍延續著二元固化結構前行。其一，國家行政權力上收至鄉鎮，村民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設農村社區，但除少數經濟發達的農村社區外，大多數農村社區「難做無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設資金；其二，「三提五統」取消後，農民的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但政府並沒有像對待城市社區那樣承擔起建設農村社區的責任，村莊必需的公共產品只得求助於「一事一議」方式解決；其三，國家發展公共事業的重點沒有真正轉移到農村，農村居住環境及其配套設施與城市社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一些地區繼續擴大。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農村社區建設落後及其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制度誘因。城鄉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響並制約著農村社區建設：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由於國家與社會處於同構狀態，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必須聽從國家制度的歧視性安排，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建設資金，反而還要從物質、資金上支持城市建設；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國家在農村社區建設上仍延續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停滯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倒退，這種狀況直至新農村建設開展後才有所轉變。就此而言，國家的城鄉二元化制度安排嚴重阻礙了農村社區建設，農村新型社區建設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鄉一體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動農村社區建設。 三、新型農村社區：溫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區的概念，認為社區就是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同質人口所組成的關系親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體」，人們在這個「共同體」中「與同夥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後人在有關共同體的詮釋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體」喻為「天堂」：它是一個「溫馨圈子」，「在這一『溫馨圈子』內，人們不必證明任何東西，而且無論做了什麼，都可以期待人們的同情與幫助」；⑧人們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立起來」。⑨相對於滕尼斯的「社會」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體看似十分完美，「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⑩當今中國農村正在大力推進「村改居」和社區建設，其目標是要建構一個新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不過，這個共同體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區。對此，早有學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區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代表性觀點有兩個：一是德魯克的，他認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體，在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鮑曼的，他認為滕尼斯的天堂社區是建立在「單純天真」基礎上的，「一旦單純天真失去了，原來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體一旦『解體』，它就不能像鳳凰涅槃一樣被再次整合為一體」。 瑏瑢盡管德魯克和鮑曼看待滕尼斯社區的視角不一樣，一個把它的消亡歸因於社會發展，認為社會發展將使「新興社會體」代替「傳統共同體」，另一個把它的消亡視為共同體「天真和原始」的失去，並且認為「再多的汗水，也永遠不會重新打開那扇通往共同體的天真、原始的同一與安寧的大門」， 瑏瑣但他們都認為滕尼斯社區是「天堂」，且已經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區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中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那麼，處於工業化發展中後期的我國農村社區建設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區」。 之所以如是說，不僅在於滕尼斯社區的那份「天真」、「原始」無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它並非是讓人羨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區中的人們盡管過著無憂無慮、自得其樂的生活，但這個共同體是封閉保守、循規蹈矩、清貧無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誘惑或「開化」，將在頃刻間分崩離析，並且再也無法修復。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需要辨證地看待滕尼斯社區，不要因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農村共同體改制中構建一個類似滕尼斯社區的「天堂」；也不要全盤否定滕尼斯社區，畢竟它蘊涵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難以割捨的、令人嚮往的「天堂」因素。 鑒於此，今天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雖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區的「天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在社區改制或建設中拋棄「天堂」社區的「溫馨」。城鄉一體化對農村社區建設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刻的，以單個大型的家庭或氏族為主體型構村落共同體必然要被多異族的新興社會體所取代，傳統的人際關系也必然要被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的人際關系所取代，血緣關系紐帶功能將逐漸式微。盡管如此，但新型農村社區畢竟起源於傳統共同體，它們有著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還將繼續持久地影響新型農村社區。這正如滕尼斯強調的：「即使這種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狀態已被改變，它依然保留並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國一些村改社區，包括城中村社區和市郊社區，在其建設過程中，雖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但新型社區的高層住宅和防盜系統已經不便於居民串門聊天，不便於居民開展互幫互助活動，尤其是社區內「公共空間越來越少，一些倖存的公共空間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區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區演變， 瑏瑦居民間的關系漸趨生疏、冷漠。對這一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引發的次生現象，社區建設者必須給予足夠重視。誠然，城鄉一體化戰略是賦予了我們改造傳統農村社區和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使命，但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農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設是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守住「天堂」社區那份溫馨。 四、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挑戰與取向 （一）面臨挑戰 從近年來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看，我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諸多挑戰。一是國家權力改造了傳統的農村社區，原有牢固的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網路被打破，沾親帶故的溫情關系讓位於組織化、單位化、制度化的業緣關系，農村社區共同體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村社區不乏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但這些精英對社區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長——精英們為贏得社區控制權展開的博弈，不僅影響、削弱了精英們自身力量的發揮，而且還致使農村社區難以形成持久影響力、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權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達「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個人身份解決面臨的問題，「即使是在多人面臨類似問題時也很少出現一個有效的組織框架來解決此類問題」；四是市場經濟發展激發了村民的「私性」，隨之而來的是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動頻數減少、關系網路疏遠、活動空間縮小，農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陌生」。更嚴重的是，由於在比較利益驅使下，離鄉進城的農村人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村莊日漸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很難進行有效的社區建設行動。 由此觀之，眼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處理能不能建設的問題。從國家政策安排看，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和「把公共事業建設重心轉移到農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國家增加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大家電下鄉力度、提高農村居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等系列強農惠農舉措，為建設好農村社區提供了有力支持。從實踐過程看，盡管中國農村社區總體上仍較落後，城鄉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區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安全、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非常缺乏，農村社區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區建設成功經驗已經證明，按照城鄉一體化理念建設高水平農村社區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取向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社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的農村社區建設速度快，整體發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過部分城市社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可以超越城市社區建設經驗，也不意味著可以在農村建設城市社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兼顧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兩個方面，遵循自身的發展取向。 1、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符合村情。 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工作單位、不同的職業，人員結構復雜，加上日常交流少，難有共同的社區認同；而農村社區居民多數來自同一個或臨近幾個行政村，大家相互認識、彼此熟悉，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達成文化認同。（2）城市社區成員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徑庭，階層差距大，難形成共同的意志表達，更缺乏團結一致的集體行動；而農村社區成員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加上在同一地域勞動、生活中結成的深厚情誼和真誠信任，有助於形成社區凝聚力。（3）城市社區與生產單位是分離的，社區僅是社會生活場所，其經濟功能微乎其微；而農村社區與農田相鄰，成員的經濟行為多發生在農業生產經營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的親戚、朋友多是農業勞動者。（4）城市社區有黨委（黨支部）、居委會、物業管理委員會、業主管理委員會、社區公共服務中心及各式各類民間組織；而農村社區的組織結構比城市簡單，尤其是改制不久的農村社區，仍延續行政村的組織建制，大多數事務都由社區黨組織、居委會來承擔。既然農村社區具有與城市社區不同的特點，那麼，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就要立足於鄉村熟人社會的傳統美德和良好慣習，盡可能多地在社區建設中守住熟人社會的「脈脈溫情」，不能讓「城市病」感染了農村新型社區。 2、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對接城市社區。 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超越傳統農村建設方式，強調與城市社區對接。傳統農村建設是農村集體組織主持實施的，主要依靠農村社會成員出資、出力進行，其檔次、規模、水平都沒有與城市社區對接或並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則要突破鄉村藩籬束縛，從節約建設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亂的村莊，即不僅要把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更要「借鑒城市社區的公共服務理念和機制，以社區為公共平台，整合各類服務資源，推進社區公共服務事業，讓居住在農村同一區域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防止復制城市社區建設樣式。城市社區公共設施齊全，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高，這些無疑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參照物，但城鄉一體化並非城鄉一樣化，也不是要消滅農村，建設要立足於農村發展趨勢，其目標是建設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適宜居住的美好家園。這個家園的形體特徵可能沒有城市社區「高貴」、「妖嬈」，但內在美毫不遜色於城市社區，即新型農村社區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務，又能擁有城市社區居民冀望但又很難在城市社區得到鄉土生活。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著力培育居村市民。 「農村社區建設者在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新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能否充分認識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的認知、意願和公共需求，事關農村社區建設能否順利推進」。 瑏瑩社區與行政村不一樣，自治機構、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組織機構、生產和生活方式有較大的區別，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在加強居住區的道路、水電、路燈等公共設施建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建設的基礎上，要著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對於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鄉村城鎮社區和農民集中（中心）社區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於農民，也不同於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農村社區里的居民不再是農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最終將要分化為非農職業者和職業農民，與城市市民一樣，都是居民；其次，雖然當前居住在農村社區里居民與城市社區居民仍有區別，一個居住在城市，一個居住在農村城鎮或集中居住區，享有的公共服務范圍、水平也不盡完全相同，但隨著城鄉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他們間的差距勢必越來越小，甚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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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有誰知道"曲"姓家族是怎麼由來的.

曲（Qū）
曲姓出自姬姓，起源於春秋時期的晉國。晉穆侯林生封他的少子成師於曲沃（今天山西省境內），其後世子孫就以封地名作為了姓氏，後來又改復姓「曲沃」
為單姓「曲」。曲環是唐朝的司空，曾經做過晉昌郡王。曲端是宋朝的宣州觀察使，好讀書，善作文章，長於兵略。曲廉，明朝縣官，治理水患，政績優良。
曲迎林 黑龍江佳木斯郊區教師
一、姓氏源流
曲（Qū）姓源流純正，源出有二：
1、出自姬姓，以地名為氏。據《風俗通義》所載，上古周朝時期，周武王將第三個兒子封在晉地，這位王子叫叔虞。叔虞的第八代孫子即春秋晉國的晉穆侯，晉穆侯又封其少子成師於曲沃那人地方（在今山西省聞喜縣東北）的首領，成師的支孫就以封地名作為了姓氏，為曲沃氏。後來又改為單姓曲，遂有曲氏，世代相傳。
2、源於夏王桀的大臣曲逆，他的子孫中也形成一支曲姓。
得姓始祖：曲沃桓叔。成師，西周末東周初時晉國人，周武王第三子叔虞之九世孫，穆侯林之子，文侯仇之弟。仇子昭侯時，封其叔於曲沃，是為曲沃桓叔。曲沃之地大於晉之國都，再加上桓叔德行高尚，頗得曲沃國民擁戴。後晉臣潘父弒昭侯，而迎立桓叔，由於晉之臣民同仇敵愾，桓叔敗回曲沃，於數年後（公元前732年）鬱郁而終。其子曲沃庄伯亦曾興兵攻晉，但不得結果。傳至其孫曲沃武公姬時，族強勢大，民心多附，他連殺三君（哀侯、小子侯、侯緡），盡並晉地，而代晉為諸侯，史稱晉武公。武公代晉後，仍都原晉之國都一翼（今山西省翼城），而留居曲沃之宗族，後以地為氏，稱曲姓，並尊曲沃桓叔為得姓始祖。 ?SOj+~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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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遷徙分布
曲姓發源於今山西曲沃一帶，在得姓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基本繁衍生息於此。戰國時，三國分晉，曲姓有因仕宦關系或其他原因進入今河北、河南之地者，而繁衍於祖居地之曲姓則由於種種原因或北徙今山西臨汾一帶，或南遷至今山西、河南間地的陝縣一帶，進而進入陝西。秦時，有御史名曲宮，便是曲沃桓叔之裔孫。兩漢之際，曲姓除在今陝西臨汾、河南陝縣一帶繁衍迅速以外，還有一支北遷雁門郡，並在該地逐漸形成大的聚落。魏晉南北朝時期，曲姓在今陝西臨汾、河南陝縣一帶族大勢眾，人口興旺、昌盛，為曲姓平陽郡望、雁門郡望、陝郡郡望。隋唐兩代，曲姓上述郡望仍在，尤以陝州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曲環為其傑出代表。其客居隴右（今青海東郡）子孫有落籍此地者。唐末，曲承裕由於仕宦的原因進入安南，子孫留居當地。兩宋時，特別是趙宋王朝偏安江東後，曲姓徙入南方者漸漸多起來。明初，山西曲姓作為洪洞大槐樹遷民姓氏之一，被分遷於今陝西、甘肅、河北、山東、北京等地。此後至清中葉，曲姓逐漸散居於內蒙、湖北、廣西、廣東、雲南等廣大省份。清康熙年間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曲姓因為謀生的原因進入東北三省，子孫遂留居當地。解放後，伴隨開發北大荒、軍墾、農墾之運動，有更多的曲姓落籍東北。曲姓基本上以山西曲沃為中心繁衍播遷，明朝以前，主要聚居於山西境內和山西與河南交界處，明朝初年的移民運動才使曲姓先民向中國北方各省擴散。元末農民大起義後建立起來的明王朝，面臨的是這樣一種狀況：一方面農民軍給蒙、漢貴族、地主階級以沉重地打擊，蒙古統治集團被推翻，許多漢族地主被殺，由於封建統治者在鎮壓農民起義中的大肆屠殺，元朝統治集團的內部廝殺以及盤踞在地方上的軍閥混戰，使得社會經濟殘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山東、河南地區長期受到元朝軍閥的摧殘，以至道路榛塞，人煙斷絕，多為無人之處。朱元璋建立的新王朝，如不設法改變這一狀況，顯然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朱元璋採取了一系列安定社會、組織生產的措施。其中屯田是很重要的措施。屯田計有軍屯、民屯、商屯三種形式，以軍屯規模最大，組織也最完備。而「移民就寬鄉」，實行民屯也是重要措施之一，與當時北方其他省份相比，山西一帶既無兵燹之苦，也無災荒之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丁興旺，人口數量高達400多萬，比當時河北、河南兩省的人口之和還要多，所以成為人口輸出的主要基地。據青島地區周圍、特別是嶗山一帶村莊的家譜記載。大多數村莊家譜均記載，其祖先自雲南遷移而來，其中曲姓村莊亦有同樣記載，如沙子口街道南姜村曲氏族譜，開篇即記有：「據傳，先祖於明朝永樂年間自雲南大槐樹里頭遷移而來……」雖是據傳，但再結合周圍其他村莊及有關史料記載，應該說，南姜曲姓為明朝移民，這一點基本符合史實。但有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大多數家譜都記載，其先祖來自雲南而不是山西。對這個問題，早在文革前《光明日報》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要問祖先何處人，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文章，引證了大量的權威性資料，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如今，曲姓在全國分布較廣，尤以遼寧、黑龍江等省份多此姓，二省之曲姓約佔全國漢族曲姓的百分之五十五。曲姓是當今中國姓氏排行第一百六十四位的姓氏，約佔全國漢族人口的百分之零點零六。
三、歷史名人
曲 環：唐代安邑人，官至司空，封晉昌郡王。善兵法，善騎射。天寶年間（742-756年）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守鄧州，平河北，敗吐蕃，威名大震。後任陳許節度使，寬賦稅，簡條教，不三年乃五穀豐登。=Nqwu.e~b
曲 端：北宋人，文韜武略集於一身，懲罰了貪官污吏、奸詐小人，老百姓心裡高興，安居樂業。官宣州觀察使，好讀書，善作文章，長於兵略。後來被奸臣陷害，死在大牢里，人們都感到萬分痛惜。HrubZ
曲 廉：明朝縣官，治理水患，獎勵耕種，政績優良
四、郡望堂號
1、郡望
平陽郡：三國魏置，治所在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
雁門郡：戰國趙置，此後多以雁門為郡、道、縣建制戍守。雁門關之稱，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屢有內犯，唐駐軍於雁門山，於制高點鐵裹門設關城,戍卒防守。
陝 郡：治所陝城（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西）。h(?.g
晉昌郡：晉分敦煌郡置晉昌郡，治所在今安西東南。轄今安西、玉門市一帶。其地在隋時均屬敦煌郡，唐又析出為瓜州晉昌郡。
安康郡：即金州，古地名，西魏始置。隋改為西城郡，宋曰金州安康郡，治所西城（即今陝西省安康縣）。
2、堂號（缺）
【曲姓宗祠通用聯
〖曲姓宗祠四言通用聯〗
金城望族；
泉郡名宗。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晉·曲見為金城豪族。下北典指北齊酒泉人曲珍，善騎射，封安康郡王。
安康世澤；
陝郡家聲。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聯
全聯典指曲姓的郡望。（見上題頭《四、郡望堂號·1、郡望》介紹）
〖曲姓宗祠五言通用聯〗
工書嫻將略
寬賦養民生。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宋代鎮戎人曲端，字正甫，工書而能文，嫻熟兵略。官涇原路將，對外抵禦西夏軍，對內安定地方，以至路不拾遺。後歷官宣州觀察使、渭州知州。下聯典指唐代安邑人曲環，喜讀兵法，善於騎射。天寶年間任果毅別將，安祿山叛亂時，他參與討伐史朝義，平定河北，又大破吐蕃兵，威名大震，封晉昌郡王。後任陳許節度使，寬賦斂，減苛政，不到三年而使境內五穀豐登。
〖曲姓宗祠七言通用聯
工書文而嫻將略；
寬賦斂以養民生。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宋·曲端事典。下聯典指唐·曲環事典。

Ⅵ 如何做好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擔負著實現城鄉一體化和促進居村農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當前的建設方向並不明確，正在實施的建設行動也頗受爭議。本文以城鄉一體化為視角，分析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制度失誤和滕尼斯式社區的「天堂」特性，認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要去城鄉「二元化」、去「天堂」社區的「天真性」，又要留住傳統農村社區的溫馨，並且還要與城市社區對接，使生活在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能分享到與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務，並過上與城市市民一樣的社會生活。 一、問題提出：農村社區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價值旨趣 當下中國農村，村改社區的步伐明顯加快，不僅城市郊區農村因城市空間拓展被改制為社區，一些遠郊農村甚至邊遠農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區的速度，江蘇、山東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區為「村改居」社區。這些脫胎於農村村莊的新型社區，正如有論者說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會牌子換成居委會牌子的「換牌」社區，社區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等與行政村沒有什麼差別。如此，針對廣大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區項目或工程，學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中熱衷於村改社區，其動機在於尋土地財政這個「經濟租」；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村改社區的方向沒有問題，改制是必要的，且遲早要發生，這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的內在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農村社區建設。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區農村的社會問題凸顯，於是政府加大了對這些農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盡快融入城市社會。綜觀近年來有關城中村和郊區農村的改造或建設政策，我們不難發現，政府的主要企圖不是建設，而是通過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措施，使這些地方脫胎換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管理單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礎上進行自治型農村社區建設。這類農村社區建設主要針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社會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進行的，是村莊自覺開展的社區建設活動，如一些地方農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志願者協會、衛生環境監督站、公益事業服務站、社會互助救濟站、問題活動聯絡站、民間糾紛調解站等，以便於更好地發展農村社區的公益事業、調節農村社區的社會關系、豐富農村社區的服務生活。 以上兩種社區建設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區建設不具有借鑒意義：自2006年新農村建設以來，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不少農村，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加快了社區建設速度，如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重慶等省市都開展了以農民向城鎮或集聚社區集中為主要內容的社區建設。雖然有一些學者對農民轉移或集中型社區建設提出了質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這類建設行為，②但更多學者對這一實踐予以肯定，認為農民集中促使了工業化程度高的村落農民向城鎮或聚集區集中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它符合城鄉一體化引導農民到城鎮或中心社區居住的趨勢要求，「體現了對農村『就地城鎮化』的積極回應和對『村民自治』體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現代色彩，是我們可以預測的未來農村社區建設的理想模式，也是當前中部地區新農村社區建設應該重點推介的模式。」③ 我國城市化已經升級為城鄉一體化，農村社區建設不能仿照城市社區的建設邏輯，冀望把農村社區建成為類似於城市的社區，也不能承繼城鄉二元分化時期的「村治」邏輯，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等同於社區治理。由於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發展的「頂級階段」，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強調「城鄉社會的有機融合和整合」，④體現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取向，這既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價值旨趣，更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邏輯皈依。 二、追溯失誤：農村社區建設的演進與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改造了傳統共同體，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先發展工業、建設城市，然後再吸引鄉村人口到城鎮聚集；而另一些國家則採取強制措施，迫使農村共同體的人們離開土地到城市工作，並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國近代對鄉村共同體的改造力度不斷加大，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權力全面介入鄉村共同體的改造，村莊與社會步入同構狀態。起初，國家權力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農民經濟合作，企圖改造村莊農民的個體性、自私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此基礎上，國家權力又在農村建立了「政經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直接從事農村「工、農、兵、商、學」等各項事業。盡管人民公社時期的村莊共同體表現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但農民的居住、生產、生活的空間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生產隊這個最基礎的管理單位仍為村莊共同體的生產單位和核算單位，血緣共同體或家族共同體並沒有因國家權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個熟人共同體，其社會資本如信任資本、關系資本等並沒有減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讓村莊原生態共同體轉變為生產集體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體；國家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事務日益頹廢，最嚴重的是農村社區的生產生活設施損壞嚴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這種狀態持續時間不長，國家權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為村莊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農村不再是組織化、行政化的集體組織，而又回歸為人們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確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從表面上看，此時的農村社會共同體已經「去行政化」、「去集體化」，好像是擬單位制的隊、社重新回到社區，並且與城市社區相似。但其實不然，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的放權讓利沒有賦予農村社會共同體與城市社區同樣的發展權利，農村社區仍延續著二元固化結構前行。其一，國家行政權力上收至鄉鎮，村民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建設農村社區，但除少數經濟發達的農村社區外，大多數農村社區「難做無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設資金；其二，「三提五統」取消後，農民的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但政府並沒有像對待城市社區那樣承擔起建設農村社區的責任，村莊必需的公共產品只得求助於「一事一議」方式解決；其三，國家發展公共事業的重點沒有真正轉移到農村，農村居住環境及其配套設施與城市社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一些地區繼續擴大。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農村社區建設落後及其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制度誘因。城鄉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響並制約著農村社區建設：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由於國家與社會處於同構狀態，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必須聽從國家制度的歧視性安排，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建設資金，反而還要從物質、資金上支持城市建設；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國家在農村社區建設上仍延續城鄉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停滯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倒退，這種狀況直至新農村建設開展後才有所轉變。就此而言，國家的城鄉二元化制度安排嚴重阻礙了農村社區建設，農村新型社區建設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鄉一體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動農村社區建設。 三、新型農村社區：溫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區的概念，認為社區就是由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同質人口所組成的關系親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體」，人們在這個「共同體」中「與同夥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後人在有關共同體的詮釋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體」喻為「天堂」：它是一個「溫馨圈子」，「在這一『溫馨圈子』內，人們不必證明任何東西，而且無論做了什麼，都可以期待人們的同情與幫助」；⑧人們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立起來」。⑨相對於滕尼斯的「社會」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體看似十分完美，「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⑩當今中國農村正在大力推進「村改居」和社區建設，其目標是要建構一個新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不過，這個共同體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區。對此，早有學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區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代表性觀點有兩個：一是德魯克的，他認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體，在工業社會和知識社會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鮑曼的，他認為滕尼斯的天堂社區是建立在「單純天真」基礎上的，「一旦單純天真失去了，原來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體一旦『解體』，它就不能像鳳凰涅槃一樣被再次整合為一體」。 瑏瑢盡管德魯克和鮑曼看待滕尼斯社區的視角不一樣，一個把它的消亡歸因於社會發展，認為社會發展將使「新興社會體」代替「傳統共同體」，另一個把它的消亡視為共同體「天真和原始」的失去，並且認為「再多的汗水，也永遠不會重新打開那扇通往共同體的天真、原始的同一與安寧的大門」， 瑏瑣但他們都認為滕尼斯社區是「天堂」，且已經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區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中已經瓦解且「一去不復返」，那麼，處於工業化發展中後期的我國農村社區建設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區」。 之所以如是說，不僅在於滕尼斯社區的那份「天真」、「原始」無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它並非是讓人羨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區中的人們盡管過著無憂無慮、自得其樂的生活，但這個共同體是封閉保守、循規蹈矩、清貧無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誘惑或「開化」，將在頃刻間分崩離析，並且再也無法修復。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需要辨證地看待滕尼斯社區，不要因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農村共同體改制中構建一個類似滕尼斯社區的「天堂」；也不要全盤否定滕尼斯社區，畢竟它蘊涵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難以割捨的、令人嚮往的「天堂」因素。 鑒於此，今天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雖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區的「天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在社區改制或建設中拋棄「天堂」社區的「溫馨」。城鄉一體化對農村社區建設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刻的，以單個大型的家庭或氏族為主體型構村落共同體必然要被多異族的新興社會體所取代，傳統的人際關系也必然要被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的人際關系所取代，血緣關系紐帶功能將逐漸式微。盡管如此，但新型農村社區畢竟起源於傳統共同體，它們有著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還將繼續持久地影響新型農村社區。這正如滕尼斯強調的：「即使這種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狀態已被改變，它依然保留並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國一些村改社區，包括城中村社區和市郊社區，在其建設過程中，雖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但新型社區的高層住宅和防盜系統已經不便於居民串門聊天，不便於居民開展互幫互助活動，尤其是社區內「公共空間越來越少，一些倖存的公共空間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區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區演變， 瑏瑦居民間的關系漸趨生疏、冷漠。對這一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引發的次生現象，社區建設者必須給予足夠重視。誠然，城鄉一體化戰略是賦予了我們改造傳統農村社區和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使命，但我們不能片面地追求農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設是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守住「天堂」社區那份溫馨。 四、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挑戰與取向 （一）面臨挑戰 從近年來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看，我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諸多挑戰。一是國家權力改造了傳統的農村社區，原有牢固的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網路被打破，沾親帶故的溫情關系讓位於組織化、單位化、制度化的業緣關系，農村社區共同體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盡管改革開放後農村社區不乏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但這些精英對社區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長——精英們為贏得社區控制權展開的博弈，不僅影響、削弱了精英們自身力量的發揮，而且還致使農村社區難以形成持久影響力、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權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達「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個人身份解決面臨的問題，「即使是在多人面臨類似問題時也很少出現一個有效的組織框架來解決此類問題」；四是市場經濟發展激發了村民的「私性」，隨之而來的是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動頻數減少、關系網路疏遠、活動空間縮小，農村社區變得越來越「陌生」。更嚴重的是，由於在比較利益驅使下，離鄉進城的農村人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村莊日漸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很難進行有效的社區建設行動。 由此觀之，眼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處理能不能建設的問題。從國家政策安排看，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和「把公共事業建設重心轉移到農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國家增加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大家電下鄉力度、提高農村居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等系列強農惠農舉措，為建設好農村社區提供了有力支持。從實踐過程看，盡管中國農村社區總體上仍較落後，城鄉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區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安全、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非常缺乏，農村社區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區建設成功經驗已經證明，按照城鄉一體化理念建設高水平農村社區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取向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社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的農村社區建設速度快，整體發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過部分城市社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可以超越城市社區建設經驗，也不意味著可以在農村建設城市社區，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兼顧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兩個方面，遵循自身的發展取向。 1、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符合村情。 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工作單位、不同的職業，人員結構復雜，加上日常交流少，難有共同的社區認同；而農村社區居民多數來自同一個或臨近幾個行政村，大家相互認識、彼此熟悉，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達成文化認同。（2）城市社區成員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徑庭，階層差距大，難形成共同的意志表達，更缺乏團結一致的集體行動；而農村社區成員有共同的生活經歷，加上在同一地域勞動、生活中結成的深厚情誼和真誠信任，有助於形成社區凝聚力。（3）城市社區與生產單位是分離的，社區僅是社會生活場所，其經濟功能微乎其微；而農村社區與農田相鄰，成員的經濟行為多發生在農業生產經營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的親戚、朋友多是農業勞動者。（4）城市社區有黨委（黨支部）、居委會、物業管理委員會、業主管理委員會、社區公共服務中心及各式各類民間組織；而農村社區的組織結構比城市簡單，尤其是改制不久的農村社區，仍延續行政村的組織建制，大多數事務都由社區黨組織、居委會來承擔。既然農村社區具有與城市社區不同的特點，那麼，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就要立足於鄉村熟人社會的傳統美德和良好慣習，盡可能多地在社區建設中守住熟人社會的「脈脈溫情」，不能讓「城市病」感染了農村新型社區。 2、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對接城市社區。 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超越傳統農村建設方式，強調與城市社區對接。傳統農村建設是農村集體組織主持實施的，主要依靠農村社會成員出資、出力進行，其檔次、規模、水平都沒有與城市社區對接或並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則要突破鄉村藩籬束縛，從節約建設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亂的村莊，即不僅要把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更要「借鑒城市社區的公共服務理念和機制，以社區為公共平台，整合各類服務資源，推進社區公共服務事業，讓居住在農村同一區域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防止復制城市社區建設樣式。城市社區公共設施齊全，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高，這些無疑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參照物，但城鄉一體化並非城鄉一樣化，也不是要消滅農村，建設要立足於農村發展趨勢，其目標是建設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適宜居住的美好家園。這個家園的形體特徵可能沒有城市社區「高貴」、「妖嬈」，但內在美毫不遜色於城市社區，即新型農村社區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務，又能擁有城市社區居民冀望但又很難在城市社區得到鄉土生活。 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著力培育居村市民。 「農村社區建設者在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新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能否充分認識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的認知、意願和公共需求，事關農村社區建設能否順利推進」。 瑏瑩社區與行政村不一樣，自治機構、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組織機構、生產和生活方式有較大的區別，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在加強居住區的道路、水電、路燈等公共設施建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建設的基礎上，要著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對於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鄉村城鎮社區和農民集中（中心）社區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於農民，也不同於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農村社區里的居民不再是農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最終將要分化為非農職業者和職業農民，與城市市民一樣，都是居民；其次，雖然當前居住在農村社區里居民與城市社區居民仍有區別，一個居住在城市，一個居住在農村城鎮或集中居住區，享有的公共服務范圍、水平也不盡完全相同，但隨著城鄉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他們間的差距勢必越來越小，甚至相反。

Ⅶ 「創一代」VS「富二代」：家族傳承面臨哪些挑戰

財富創造，是過去30多年中國企業家思考的核心命題，「創一代」們用勤苦、智慧與膽識打下屬於自己的「江山」。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比創造財富更具挑戰性的是如何傳承財富。
培養成功的接班人，是全世界家族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當個性張揚、追求新生事物的80後、90後繼承者們蓄勢待發時，傳統家族傳承模式需要新的變革。
「其實在全世界，85%以上的家族企業很難傳過第二代。獨生子女政策讓中國家族傳承難度更大，經常出現後代不想繼承或者不適合繼承的現象，這時候不妨考慮將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去管理，所有權仍由家族掌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沃頓全球家族聯盟(WGFA)創始人拉斐爾·阿米特(RaphaelAmit)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道。
「富二代」愛投資不愛實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影響力和創造力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擁有獨特的經營理念並擅長在某一個領域深耕細作。
然而，越來越多的繼承者們對於父輩辛苦打拚的實體產業並不感興趣，他們更熱衷於充滿刺激並且「來錢快」的資本市場。
調查顯示，更多的企業接班人更看好「虛擬經濟」，熱衷於互聯網、電子商務、VC(創業投資)、PE(私募股權投資)等投資方式，而對於創辦實業、企業管理、成本控制等則興趣不足。
「中國的企業家正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他們辛辛苦苦打下的基業、財富、品牌、理想、專長該如何傳給下一代。在很多年輕一代看來，外面的世界精彩、機會多、錢好賺。所謂的資本運作、兼並收購、投資杠桿讓人眼花心亂。很明顯，他們對實體經濟、製造行業的興趣正在減退。」近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張維炯在「第四屆中國家族傳承論壇」中說道。
張維炯指出，目前相當一部分富二代(至少五分之一)選擇創辦自己的企業，且大多進入了與父母不同的領域，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能力。除了這個理由外，「家族企業太過時」也是他們不想接手上一代事業的另一主要理由。
「雖然歐美國家在家族傳承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中國企業家面臨的特殊情況決定了他們無法照搬西方模式。」阿米對《第一財經日報》說道，「中國的家族企業存在時間比較短，還沒有形成一定體系，而獨生子女政策決定中國企業家沒有太多選擇餘地，同時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導致很到西方的管理模式沒法應用到中國的家族企業中。」
老臣賣老：「富二代」接班沒那麼容易
即使對於那些有心繼承父輩實業的富二代來說，將一個企業、家族傳承下去也並非易事，可以順利接班的人，幾乎都經歷過一番掙扎。
「我在台泥集團從基層開始做起，足足打了十年工，才可以和我父親第一次在同一個會議室當中開會。」台泥集團董事長辜成允在論壇上說道。2014年辜成允以16.5億美元的身家躋身福布斯富豪榜，名列中國台灣地區第22位，其父親辜振甫是台灣地區知名企業家。
在辜成允看來，企業接班人面臨三大挑戰：被綁架、被架空和被蒙蔽。
「取得那些跟父親一起打『江山』老臣的信任和威信是接手家族企業初期最大的難關。」
「老臣賣老、二代被『綁架』的情況並不少見。在父親的公司中，雖然我貴為總經理，但是公司總監或分公司的老總他們會說，『在你還沒出生的時候，我就跟你老爸打天下了，不是你告訴我怎麼做，而是我告訴你怎麼做』」辜成允說道，「當老臣倚老賣老的話，二代很容易被綁架。他們會說，如果你不聽我的產生業績虧損的話，那我可不負責，就用這句話來綁架你。」
「被架空」指的是在家族企業中，常常重要職位由不同親屬擔任。接班的二代、三代，其股權所有需要其他家族成員的協助才可以鞏固他在董事會或公司里的經營權。
「在這種情況下，接班人碰到對他而言有直接股權和經營權威脅的『皇親國戚』的時候，也不一定管得動。尤其是當你沒法直接有效地管理一些重要部門時，權力會被直接架空。」辜成允如是說。
此外，繼承者在接班時，還有一種風險不容忽視，那就是被蒙蔽。很多二代年紀輕輕就「空降」到公司重要職位，雖然可能有很高的學歷，但是無法融入到家族企業的核心，或者無法了解其中實際運作的竅門，這樣的話很容易就會被蒙蔽。
在2003年已經與父親完成企業順利交接的辜成允，回顧自己12年來在公司的經歷，他認為一個比較好的接班方式有三步——融入、創新以及變革。
「首先給自己足夠的時間融入到公司組織中，跟父親達到和平共存、互相欣賞，幫助。第二個就是創新，跳出框框，把自己學到的新知識、科技提煉成新概念，與父親分享，這樣可以使家族產業在經過嚴重的陣痛後得以延續發展。在全面接班後，對於那些不能接受你的價值觀的人，可能需要非常大的動作，也就是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讓家族能夠順利傳承下去，「創一代」也亟須轉變一些舊的觀念。
「在亞洲公司里，職業經理人發展得並不順利，比起在歐美公司要困難很多，很多中國企業家喜歡所有事情都親力親為，對於外來的職業經理人管理企業缺乏一定信任。」阿米特對《第一財經日報》說道。
在中國，常常一個家族企業的所有者、控制者以及管理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在歐美家族企業中，所有權、治理權和管理權通常由不同人承擔，這可以有效地降低所有權的集中程度，而管理權則由職業經理人負責。
阿米特對本報記者表示，「沃頓全球家族聯盟」通過十幾年來對大量歐美家族企業進行觀察發現，一個家族要順利實現財富交接往往具有相同特徵。
首先，家族成員擁有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和強烈的認同感，並且保持有效而頻繁的交流。此外，家族需要有自己的「家規」以及運行良好的家族機構和決策過程。在對於企業的交接問題上，要有可以實現流動性和退出機制的所有權結構。最後，還有促進創新的企業文化使得家族成員可以探索他們自己的創新熱情。還要有責任和權利明確的劃分。

Ⅷ 城市和農村屬於（ ）社區 街道，鄉，鎮等屬於（ ）社區

鄉（鎮、街道）、村（社區）。街道、鄉、鎮、縣、市等是以（行政管理）范圍來確定的區域，是（行政）類型的社區。

1、農村社區的形成，受自然進化的影響較為突出，主要表現為血緣為紐帶的自然起源，即一個農業家族按自然進化過程擴大為一個農村社區;或者由若干獨立的農業家庭遷移、組合而形成的村落;或者群體運動的推動下形成的一個新社區。

2、城市社區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出現的，是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進步的結果。從經濟活動方面來看，城市社區是以工商業和服務業為主，城市的經濟活動特點促進了人口集中，加速了人際間的交流，促進了社會分工，加快了專業化生產、服務行業的發展。

(8)家族治理論壇擴展閱讀

為激發基層單位幹事創業、比學趕超的熱情。在基層評選「五強」（黨建引領強、經濟發展強、服務能力強、基層治理強、城鎮建設強)鄉鎮、「五優」（黨建引領優、公共服務優、綜合治理優、城市管理優、文明創建優）街道；

「五強」（基層組織強、經濟發展強、鄉村治理強、生態環境強、文明創建強）村、「五優」（基層組織優、社區服務優、綜合治理優、自治管理優、文明創建優）社區。

評價指標體系設置方面，鄉鎮突出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街道突出公共服務和城市管理，村突出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社區突出綜合治理和自治管理。整個評價過程不搞名額分配、平衡照顧，真正激勵先進、鞭策後進。

Ⅸ 子女為什麼要孝敬父母

我們作子女的為什麼要孝敬父母？ ①父母不僅賦予我們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哺育我們成長，教我們做人， ②父母為家庭作出了貢獻，為我們付出了很多，理應得到愛的回報，受到我們的孝敬。 ③青少年應當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孝親敬長的優良傳統。 ④孝敬父母還是子女對父母應盡的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 孝敬父母」的內容包括什麼？ 孝敬父母，就是子女對父母的尊敬、侍奉和贍養。其中最重要的是敬重和愛戴父母。成年子女如果不履行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不僅要受到輿論的譴責，還要受到法律的懲罰。 我們應該怎樣孝敬父母？ （1）孝敬父母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要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一件件小事上。 （2）愛父母，心裡想著父母，理解、關心父母；行動上幫助父母，為父母分憂；努力學習、積極上進，讓父母高興。這樣都是孝敬父母的表現。 孝敬父母需要付出 孝敬父母要付出代價，可能付出時間，付出感情，付出體力，甚至委屈自己，但是孝敬父母收獲的是甜蜜。

Ⅹ 傳世裡面的行會經驗怎麼弄上去啊

跟行會成員組隊就會增加行會經驗值 建議去煉獄七層 不過那裡最好是45級以上的搞魔防的進 單人容易被清場或被修羅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