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環保
『壹』 如何投身公共環保教育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國著名的公眾環保教育工作者，國際環境影視公益機構（TVE）中國項目協調員。
1982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生物系生物化學專業。1986年由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國，在德國從事免疫生物學研究，德國人對環境保護的熱切深深教育了她。到德國沒幾天，李皓的手錶沒電停了。李皓順手將卸下來的紐扣電池扔進了紙簍，德國同學大驚失色，跳起來質問她：「你怎麼能把廢電池扔到紙簍里呢？你是學科學的人，你難道不知道，廢電池裡面的重金屬如果進入自然界，會污染環境嗎？」李皓趕忙把紐扣電池從紙簍里撿出來，面紅耳赤。李皓從未想過，小小電池會造成污染！這是她第一次聽到環境污染和環境保護這類概念。更讓李皓震驚的是，她帶畢業實習生時，她所帶的一個金發女孩，學習十分刻苦，但就在畢業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從大量的事實中明白，現代污染是多麼可怕。過去的垃圾多是爛菜葉、爐灰渣，而現代化生活產生的垃圾是塑料、廢電池、廢金屬等許多對人體及動植物有害的物質。
她在德國時，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國內大學食堂一樣，水龍頭開到底，嘩嘩地沖水。一個德國女孩非常嚴肅地跟她講，你這樣洗碗，我們城市的水會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從此便改變了洗碗方式。
德國人都是隨時備一個白色購物布袋，購物時讓售貨員將東西直接裝入袋中，在年輕人舉辦各種野餐會、聚會和晚會時，大家不再使用過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盤和杯子，而以使用瓷盤和玻璃杯為榮。人們選購鮮花時拒絕用塑料膜做包裝，選擇玻璃瓶裝的飲料而不是塑料瓶裝的。一次，李皓和德國同學談論起歐洲灰濛蒙的天空，她驕傲地對德國朋友說：「我請你們去中國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藍瓦藍的，人們出去買東西都是自己帶網兜，許多散裝的商品包裝用的是草紙，沒有塑料皮，既簡單又不污染環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國後，看到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廢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經灰濛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幾顆了。後來，她在北京醫科大學免疫系做博士後，准備研究中草葯成分的免疫調節作用，但工作的一年多里她發現歐洲曾經出現的環境問題幾乎都在中國重演，醫院里經常送來患有古怪病症的兒童。更讓她吃驚的是，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常常將實驗用過的葯品未經任何處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內。李皓非常氣憤，因為有些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樓下就有人在撿垃圾！
李皓還發現，兒童糖尿病也在中國出現了。當時學校里流行的帶夜光的恐龍畫冊，α射線超出國家規定十幾倍，很可能誘發兒童白血病，中國當時眾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像這樣不知不覺中被放射性物質侵害的。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責任做點什麼。她認為，提倡環境保護是時候了，因為病都出現了，社會對污染顯得那麼無知，如果家長們有一點知識，就絕不會給孩子買那種恐龍玩具了。
麥當勞仍然是中國大城市的孩子最愛吃的食品，李皓便告訴中學生們麥當勞是純粹的垃圾食品，不僅沒有營養，從生產到消費都是最不環保的。在德國，麥當勞的洋蔥可能是西班牙的，西紅柿是法國的，牛肉是巴西的——他們把熱帶雨林砍掉建牧場，整個生產是遠距離冷藏運輸，而且連鎖店的各種餐具都是一次性的，都非常非常消耗資源。李皓說，這些都是一個德國孩子告訴她的，所以她必須再把它們告訴中國的孩子。因為他們是綠色中國的希望。一些中小學生接受了她的勸告。
這一切都讓李皓為中國的環境狀況感到極度擔憂，她決定放棄醫生的本行。醫學告訴她，最有效的辦法是預防而不是治療。
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辭職，告別了免疫生物學實驗室，作為一名環保志願者走向了社會。她決定從孩子們的環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國的孩子都組織起來成立「手拉手地球村」，聽她講環保課，因為她確信，會有無數的孩子和她一起宣傳環保。《中國少年報》開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欄目，聘請李皓當「地球博士」，寫文章向孩子們介紹環保知識。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們的歡迎，孩子們從中知道地球媽媽生病了，作為地球媽媽的孩子，有責任為保護地球媽媽做點事。
欄目創辦5個月後，「手拉手地球村」這個富有兒童情趣的名字，成為了中國少年兒童環保組織的名稱。
1997年，李皓在國際環境影視公益機構TVE中國項目作項目協調員，負責組織翻譯從國外陸續引進的200多部環境教育影視片，然後免費提供給電視台、政府部門和學校。
1998年4月，李皓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為國家環保總局環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縱觀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為北京市250個居住小區、大廈和工業區的幹部代表進行了有關垃圾科學分類管理的知識培訓。實行垃圾科學分類工作被列為市政府為市民辦的重要實事之一。
李皓現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向公眾普及環境科學知識。她說，做這樣的環保科普必須自己要做很多調查研究，要分析問題的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利用她以前從事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和免疫生物學研究奠定的知識基礎與科研習慣，李皓把環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個科學工作者的態度來向公眾傳播環保常識，給北京政府部門和大眾媒體寫文章，寫建議。她希望用科學而簡單的方法來幫助北京解決現存的多種環境問題。
『貳』 環境保護與公共環境文化建設
2、3
（華民共環境雜訊污染防治
第二條本所稱環境雜訊指工業產、建版築施工、交通運輸社所產權干擾周圍環境聲音
第三十五條城市民政府公安機關根據本城市市區區域聲環境保護需要劃定禁止機車輛行駛禁止其使用聲響裝置路段間並向社公告）
我提倡並逐步實現禁止吸煙公共場所哪些??
禁止吸煙公共場所：①醫療機構候診區、診療區病房區；②托所、幼園；③、校；④除前項外各類校教場所；⑤議室；⑥影劇院、音樂廳、錄像廳(室)、展覽館、博物館、圖書館(室)、檔案館；⑦商店、金融業、郵政電信業營業廳；⑧公共交通工具內及等侯室、售票廳；⑨根據關規定確定其禁止吸煙公共場所其第⑥項規定禁止吸煙公共場所第⑧項等候室設定明顯標志吸煙室(區)律、規另規定禁止吸煙場所依照關規定執行?
『叄』 中國環保民間組織的公共關系
在與政抄府的關系方面，95%以上的環保民間組織遵循「幫忙不添亂、參與不幹預、監督不替代、辦事不違法」的原則，尋求與政府合作；61.9%的環保民間組織認為擁有與政府直接溝通的正常渠道；選擇與政府合作的環保民間組織有64.6%，選擇既非合作亦非對抗的有32.1%，認為存在一些矛盾的有3.3%。
在與企業的關系方面，大多數環保民間組織願意和環境形象較好的企業開展合作。一些環保民間組織的活動和污染企業的利益會發生沖突；24.4%的環保民間組織認為偶爾與企業利益發生沖突；2.3%的經常與企業利益發生沖突。在和污染企業進行交涉時，環保民間組織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門反映，佔68.6%；其次是與企業協商、談判，佔40.0%；採取訴訟等法律途徑或集會、抗議等方式的很少。
在與媒體和公眾的關系方面，藉助媒體擴大影響力進而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已成為我國環保民間組織的共識。有79.4%的環保民間組織被媒體正面報道宣傳過。90%以上的環保民間組織經常組織公眾參與環保活動；63.4%的環保民間組織與學校有合作關系；41.7%的與研究機構有合作；我國社會公眾對環保民間組織的支持率已達69.5%。
『肆』 新環保法中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
按環保法的原文，就是必須兩個條件都需要滿足，如果是二個只要一個就可以的，法律會明文說清楚只要符合其中一個條件就可以。
如果你真想研究法律條文，這個我可以鼓勵你，但是你在這些無意義的細節上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就不是研究法律應該有的態度！！
『伍』 發現身邊的一個問題（例如：環保，公共設施等），並進行一次微調查，傾聽5人意見（有解決方案）
調查通訊設備安全，比如最近斯諾登事件，可以詢問5名用智能手機的人，對於自己的信息安全怎麼看的，有沒有不擔心私人信息通過網路被泄露！對於手機獲取個人位置的看法！現在這個話題很火，你可以調查一下！
『陸』 公共自行車真的環保嗎
並不環保，實際上應該是一種極大的資源浪費，上海這里來說，很多共享單車都是內閑置的，風吹容日曬雨淋，很多已經損耗了很多，這些自行車浪費了極多的鋼材和橡膠，很多自行車廠因為趕工這些共享單車，還增加了生產線，這些生產線現在也浪費掉了。
『柒』 誰是公共環保教育專家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國著名的公眾環保教育專家、國際環境影視公益機構（TVE）中國項目協調員。
1982年，李皓畢業於四川大學生物系生物化學專業。1986年由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國，在德國從事免疫生物學研究。1994年，獲德國漢諾威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95年，李皓回到北京，在北京醫科大學免疫系做博士後，研究中草葯成分的免疫調節作用。在回國後的一年多時間里，李皓發現，在中國無論是醫務工作者還是普通市民，環境意識都很缺乏。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責任做點什麼。1996年4月，她出於對中國環境的極度擔憂，辭去在博士後流動站的工作，成為環保宣傳的志願工作者，從事向大眾普及環境知識的工作。李皓相繼在《中國消費者報》、《中國少年報》、《中國青年》雜志、《中國婦女》雜志等媒體開設專欄或大量供稿。從1997年5月起，李皓在國際環境影視公益機構TVE中國項目作項目協調員，從事引進國際環境教育影視資料和向中國公眾提供這些資料以及其他環境科學知識和信息的工作。1998年4月，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為國家環保總局環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縱觀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為北京市250個居住小區、大廈和工業區的幹部代表進行了有關垃圾科學分類管理的知識培訓。2003年，撰文《SARS與環境》、《走出非典陰影從垃圾分類開始》等。
1986年，29歲的李皓由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國留學。到德國沒幾天，李皓的手錶沒電停了，她順手將卸下來的紐扣電池扔進了紙簍，德國同學大驚失色，跳起來質問她：「你怎麼能把廢電池扔到紙簍里呢？你是學科學的人，你難道不知道，廢電池裡面的重金屬如果進入自然界，會污染環境嗎？」李皓趕忙把紐扣電池從紙簍里揀出來，面紅耳赤。她從未想過，小小電池會造成污染！這是她第一次聽到環境污染和環境保護這類概念。更讓李皓震驚的是，她帶畢業實習生時，有一個金發女孩，學習十分刻苦，但就在畢業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從大量的事實中明白，現代污染是多麼可怕。過去的垃圾多是爛菜葉、爐灰渣，而現代化生活產生的垃圾是塑料、廢電池、廢金屬等許多對人體及動植物有害的物質。電池裡含有多種重金屬，其中鎘、汞、鉛是毒性重金屬排名的前三位。電池表面銹蝕後，重金屬進入土壤進而污染地下水，如果被水稻的根部吸收，就會長出鎘米來，作為食物進入人體後，不僅造成內臟損傷，還會導致骨質疏鬆等病症。德國人正是因為看到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才更加關心環保的。
她在德國時，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國內大學食堂一樣，水龍頭開到底，嘩嘩地沖水。一個德國女孩非常嚴肅地跟她講，你這樣洗碗，我們城市的水會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從此便改變了洗碗方式。
德國人都是隨時備一個白色購物布袋，購物時讓售貨員將東西直接裝入袋中，在年輕人舉辦各種野餐會、聚會和晚會時，大家不再使用過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盤和杯子，而以使用瓷盤和玻璃杯為榮。人們選購鮮花時拒絕用塑料膜做包裝，選擇玻璃瓶裝的飲料而不是塑料瓶裝的。一次，李皓和德國同學談論起歐洲灰濛蒙的天空，她驕傲地對德國朋友說：「我請你們去中國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藍瓦藍的，人們出去買東西都是自己帶網兜，許多散裝的商品包裝用的是草紙，沒有塑料皮，既簡單又不污染環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國後，看到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廢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經灰濛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幾顆了。後來，她在北京醫科大學免疫系做博士後，准備研究中草葯成分的免疫調節作用，但工作的一年多里她發現歐洲曾經出現的環境問題幾乎都在中國重演，醫院里經常送來患有古怪病症的兒童。更讓她吃驚的是，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常常將實驗用過的葯品未經任何處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內。李皓非常氣憤，因為有些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樓下就有人在撿垃圾！
李皓還發現，兒童糖尿病也在中國出現了。當時學校里流行的帶夜光的恐龍畫冊，α射線超出國家規定十幾倍，很可能誘發兒童白血病，中國當時眾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在這樣不知不覺中被放射性物質侵害的。
這一切都讓李皓為中國的環境狀況感到極度擔憂，她決定放棄醫生的本行。醫學告訴她，最有效的辦法是預防而不是治療。
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辭職，告別了免疫生物學實驗室，作為一名環保志願者走向了社會。她決定從孩子們的環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國的孩子都組織起來成立「手拉手地球村」，聽她講環保課，因為她確信，會有無數的孩子和她一起宣傳環保。《中國少年報》開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欄目，聘請李皓當「地球博士」，寫文章向孩子們介紹環保知識。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們的歡迎，孩子們從中知道地球媽媽生病了，作為地球媽媽的孩子，有責任為保護地球媽媽做點事。
欄目創辦5個月後，「手拉手地球村」這個富有兒童情趣的名字，就成為了中國少年兒童環保組織的名稱。
1997年，李皓在國際環境影視公益機構TVE中國項目作項目協調員，負責組織翻譯從國外陸續引進的200多部環境教育影視片，然後免費提供給電視台、政府部門和學校。
2001年，李皓創辦了「北京地球縱觀環境科普研究中心」，作為國際環境影視集團（TVE）在中國的合作夥伴。該中心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地從國際上引進環保科普影片，翻譯成中文，免費地提供給社會。那裡就像一個環境教育資料庫，是開放的、免費的向需要環保資料的機構或個人借閱資料，包括圖書、錄像帶、圖片等等。這個工作李皓一做就是七年，直到2007年中國氣象局需要大量使用這些資料，而她正好有為綠色奧運宣講團工作的任務，工作量特別大，要深入多個社區進行宣講，她便把這個中心注銷掉了，把中心所有的影視資料、工作設備、人員與工作模式都移交給了中國氣象局。之前，中心每年幾十萬元的經費籌款工作全部由她來做。李皓現在的工作主要是向公眾普及環境科學知識，利用她以前從事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和免疫生物學研究奠定的知識基礎與科研習慣，李皓把環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個科學工作者的態度來向公眾傳播環保常識，給北京政府部門和大眾媒體寫文章，提建議。她希望用科學而簡單的方法來幫助北京解決現存的多種環境問題。
2008年，媒體發布了全國將對塑料購物袋實施收費的消息。一位小學的德育教師給李皓打來電話，說希望李皓發動本校的學生縫制布袋子，去送給家長用於購物。但同學們對此有兩點疑惑：一是塑料袋挺方便的，用完即可當垃圾袋使用，禁用了塑料袋，用什麼包垃圾？二是使用布袋購物，布袋臟了需要水洗，費力又費水，也不利於環保。
在那位教師的邀請下，李皓去了那所學校做知識講座。
李皓告訴孩子們，2000年時，她到日本去參加一個小型環境研討會，環境記者帶她們到東京的郊區去，看一個垃圾污染的例子。那片郊區距東京二三十公里，原本是寧靜的林區與生態農業，當地農民一直保留了收集落葉堆肥的老傳統，將土地養育得很肥沃，因此，那裡出產的農產品曾是東京市場上很受歡迎的有機食品。可是附近有一些小型的垃圾簡易焚燒場，焚燒的垃圾中廢塑料的比例很大。焚燒場晚上燒垃圾，煙囪中釋放出來的煙霧含有大量的二英（Dioxin）。二英是具有極強毒性的化合物。焚燒含氯塑料垃圾時，產生的二英隨煙塵飄散到空氣中，然後降落到土地上、水體里，在極低濃度時就能使魚類、鳥類和其他動物發生畸變或死亡，對人有很強的致癌作用。如果垃圾焚燒廠建在農田附近，含二英的塵粒就會直接落到莊稼和蔬菜上。牛吃了這些莊稼的秸稈，生產的牛奶與牛肉都會含有二英。人吃了受二英污染的蔬菜、奶與肉，健康會受到危害，危害之一就是，懷孕時畸胎率會上升，並且還會導致癌症。這些農場本來栽出來的蔬菜非常好賣，結果被查出土壤里的二英含量超標200～300倍，媒體公布了這一結果，當地的蔬菜、農作物就在市場上滯銷了，使當地農民的損失很慘重。李皓告訴孩子們，她去參觀時，事情已經離媒體曝光兩年多了，但是當地的農產品仍賣不出去。農民們向政府多次要求關閉那些小型的垃圾焚燒場，但因開在私人的地界上，工廠也屬於私人的財產，政府幾乎沒有辦法制止這些垃圾焚燒場繼續做危害農民利益的事情。同時由於二英在環境中很穩定，發達國家至今還未找到清除土壤中二英污染的方法。
聽完李皓講的例子後，同學們對縫制布袋一事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並且針對學生們先前提出的兩個問題，李皓推薦了自己的做法：一是包垃圾使用商店出售的正規垃圾袋，這些垃圾袋具有可降解性或燃燒無毒性，對環境危害小，而且買100個垃圾袋只需5元錢，價格能承受；二是洗布袋只需將其與需洗的外衣外褲一同放入洗衣機即可，不必多費水。孩子們聽後很贊同，對少用塑料袋不再有質疑。
2009年5月9日，李皓在首都圖書館做了「生態設計與環境效應」的演講，演講中她指出人類的工業生產模式應當學習大自然，要搞「廢物資源化」，還指出中國環保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誤區。
李皓在演講時給大家講了日本的一個「廢物資源化」的例子。過去日本的廢玻璃瓶是當垃圾扔了的，現在他們把玻璃瓶都搜集起來，按照不同顏色分開收集，然後把它們粉碎成渣，用於製造人造大理石的原料。這些大理石破損之後，又能收集粉碎，再次被循環利用。這種不停地變廢為寶的生產模式，能讓人們總有原料用於生產，卻不會對大自然造成傷害。李皓還說：「我曾到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參觀。我在那裡看到了幾張古畫，使我有些頓悟感。我看到了古埃及的畫，發現畫面上物體比例有個特點，人被畫得特別大，而自然界中的其他物體，比如鳥、獸類卻被畫得很小。而中國的一幅古畫叫《康熙皇帝南巡圖》，畫面上主要是山、水、樹，人被畫得很小，我沒有找到皇帝在哪裡。這幅畫體現出，中國的古人們很清楚自己在大自然中渺小的位置。這也是我們能夠生存下來的非常重要的一種思維方式：人要順應自然，要感謝自然給你的一切，給你的山水，給你的土地。僅僅這個例子就能使我們找到這個問題的解釋：為什麼在這片中華民族生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還有原始森林還有珍稀動物？這是我在德國留學時歐洲朋友問我，而我當時卻無法回答的問題。」
李皓每一次的環保課都是用她切身經歷的事情和所見所聞來向每一個聽眾宣傳環保。
「當人類過了很多年的所謂現代化生活之後，發現許多環境問題出現了，才開始思考，大自然也在生產，也在死亡，但為什麼她總是干凈而美麗的呢？原來，大自然的物質有循環法則。」「我們天天都踩在地球上，我們的物質需求要佔用地球多大的面積？這些面積涉及五個方面：能源、淡水、食物、物質消耗和建築面積。如果每個人都要不斷地增加自己的物質消耗，就有可能超過地球的承載力。」「我想，『綠色奧運』不僅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承諾，也是中國老百姓的承諾，這也是對我們整體民族素質的一次檢驗，相信我們一定能交出一份最出色的答卷！」「我所從事的不是只對我一個人有好處的事情，而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只要影響了一個人對環境的態度，就是我的成功。」
『捌』 綠色環保公共標識如何使用
環境標志亦稱綠色標志、生態標志，是指由政府部門或公共、私人團體依專據一定的環境標屬准向有關廠家頒布證書，證明其產品的生產使用及處置過程全都符合環保要求，對環境無害或危害極少，同時有利於資源的再生和回收利用。
環境標志工作一般由政府授權給環保機構。環境標志能證明產品符合要求，故具證明性質；標志由商會、實業或其他團體申請注冊，並對使用該證明的商品具有鑒定能力和保證責任，因此具有權威性；因其只對貼標產品具有證明性故有專證性；考慮環境標準的提高，標志每3-5年需重新認定，又具時限性；有標志的產品在市場中的比例不能太高，故還有比例限制性。通常列入環境標志的產品的類型為：節水節能型、可再生利用型、清潔工藝型、低污染型、可生物降解型、低能耗型。
環境標志制度發展迅速，從1977年開始至今已有20多個發達國家和10多個發展中國家實施這一制度，這一數目還在不斷增加。如加拿大的「環境選擇方案」(ECP)、日本的「生態標志制度」、北歐4國的「白天鵝制度」、奧地利的「生態標志」、「法國的NF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