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的定義

『壹』 舉行聽證會英文怎麼寫

舉行聽證會Hold a hearing
1、舉行：Held
hold的定義
動詞
grasp, carry, or support with one's arms or hands.
she was holding a brown leather suitcase
同義詞: clasp, clutch, grasp, grip, clench, cling to, hold on to, carry, bear
keep or detain (someone).
the police were holding him on a murder charge
同義詞: detain, hold in custody, imprison, lock up, put behind bars, put in prison, put in jail, incarcerate, keep under lock and key, confine, constrain, intern, impound, put away
remain secure, intact, or in position without breaking or giving way.
the boat's anchor would not hold
2、聽證會：Hearings
名詞
the faculty of perceiving sounds.
people who have very acute hearing
同義詞: ability to hear, auditory perception, sense of hearing, aural faculty
an opportunity to state one's case.
I think I had a fair hearing
同義詞: chance to speak,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interview, audience

『貳』 聽證制度要往國家政策制定發展，怎麼落實

聽證已成為當今世界各法治國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項共同的、同時也是極其重要的制度。盡管在不同的國家，對於聽證的定義、范圍、形式和程序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或統一，但從行政程序的角度看，聽證制度所要求和體現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即通過公開、合理的程序形式將行政決定建立在合法適當的基礎上，避免行政決定給相對人帶來不利或不公正的影響，從而實現行政管理公平、公正這一崇高的價值目標。
中國對行政聽證制度的引進，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事。1982年制定的憲法以及此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的發展，為聽證制度的移植與發展奠定了基矗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在這里，聽取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是原則的、籠統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也應該表現為具體的法定形式，聽證就是被國外的實踐證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是中國移植國外聽證制度的首次嘗試，也是中國行政程序制度發展的重要突破。在該法中，「聽證」
一詞在中國法律中首次出現並成為與簡易程序、一般程序並列的三種行政處罰決定程序。它不僅界定了聽證程序的定義，而且還明確了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條件、聽證的告知通知制度、公開聽證制度、主持人及其迴避制度、對抗辯論制度和聽證筆錄制度等。
如果說行政處罰法是移植聽證制度的首次嘗試，那麼我國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對聽證的規定就可以視作中國聽證制度在立法上的擴展。該法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須性、可行性。」聽證制度在立法上的擴展目前還在繼續。據悉，正在起草中的行政許可法、立法法等，都考慮規定聽證制度的內容。
雖然聽證制度在中國開始生根，但它目前還只限於少數幾個法律，適用范圍很窄，程序也很不規范具體；在操作的層面看，行政聽證制度確立後，各地和各政府部門對聽證制度的實行作了許多努力，但在眾多受到處罰、有權要求聽證的案件中真正舉行聽證的寥寥無幾。這表明聽證制度還沒有真正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從上述存在的問題看，要完善中國的聽證制度，應重點抓好以下幾點：
第一，提高人們依程序行政的觀念，樹立程序法治觀念
行政關系是一種傾斜的、不平等的關系。行政權力有易擴張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約和控制，就極易產生對相對人權益的損害和侵犯。而避免發生行政違法和侵權的方法之一就是賦予行政機關更多的程序義務，而相對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權利，從而保持行政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平衡，促使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達到公開、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紀以來行政法治已從注重行政行為的結果發展到不僅注重行為結果而且強調行政程序，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聽證制度也就是在此情況下獲得重視與發展的。
由於中國長期的集權體制和受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序一直被淡視。在立法中，往往實體規定多，程序規定少或根本沒有；在執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權的實現，而忽視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觀念上，往往認為程序繁瑣、麻煩，影響效率，甚至多餘，不能理解程序對實現實體正義的深刻影響和重要意義。所以，聽證制度在中國的完善，首要任務是要在思想觀念上認識程序，了解程序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逐步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
國外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范圍較廣，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適用於對相對人不利的處理處分；三是在有些國家，聽證不僅是用於具體處分行為，而且還廣泛適用於制定法規等抽象行為。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的聽證程序主要還只限於行政處罰，而且還不是全部的處罰。當一種程序和制度還尚未被立法所廣泛採用時，其影響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當前我國應盡快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盡量在對相對人實施不利處分時都能夠適用該程序，今後再逐漸擴大到抽象行政行為領域。
第三，要盡快完善聽證制度的程序規定
行政處罰法的一個顯著特點和重大突破是對行政處罰的程序（其中包括聽證程序）作了較為詳細具體的規定。但對於一項鮮為人知的全新制度而言，關於聽證程序的規定仍是簡單而粗疏的，無法滿足實際操作的需要。因此，聽證制度的完善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程序上的完善，它要求對聽證中的主體，聽證的當事人和參加人，聽證的原則、步驟、方式和具體程序作出詳盡的規定，使聽證制度達到規范，具有極強的操作性，便於執行。
第四，提高行政執法水平，保證行政聽證制度的實施與實現
聽證程序的推行無論是對行政機關還是對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行政執法人員摒棄優越感和專橫的作風，增強民主和法治意識，樹立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而要達到這一要求，除加強對行政執行人員進行法制教育，提高其執法水平外，還必須從制度建設的層面上加以保障，強化行政責任制度，對於違反法律規定，該聽證不舉行聽證，或不認真實施聽證的人員和行為，依照法律的規定予以嚴肅處理。

『叄』 我國聽證制度存在哪些問題，應如何完善

我國聽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完善
（一）聽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由於過去一段時間內計劃經濟在國內佔主導地位，反映在行政領域就表現為政府的指令性計劃或命令性計劃等，這也影響了行政機關長期以來輕視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觀點。伴隨著中國法治的發展，「依法治國」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們開始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遵循有關法律規定及於關注，知情權作為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顯得越來越重要。但由於行政機關長期以來形成的錯誤認識，聽證制度作為公民了解政府有關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實踐中未得到有效執行。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正式的聽證制度僅在《行政處罰法》中有所規定
正式的聽證制度僅在《行政處罰法》中有所規定，其餘尚處於立法實踐階段，這就使得有些行政機關對其持漠視的態度，該聽證的未聽證，或者無故拖延聽證等情況時有發生，再加上對行政相對人的輕視態度，聽證制度在我國行政機關的執行狀況不理想。
2、行政首長制在聽證過程中仍佔主導地位
目前，學者們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聽證筆錄是否作為行政機關做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從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則來看，聽證筆錄為行政機關做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行政機關系統長期奉行行政首長制，在聽證結束後，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另一方面，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不強、總體素質較低，要完全依賴於聽證過程中質證的證據做出行政裁決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聽證意識有待相對較低
近年來全國各地掀起的「聽證會熱」為我國聽證制度作了一次廣泛的宣傳。不盡人意的是這些聽證會在舉行過程中存在著不少違反聽證程序的做法，媒體對聽證制度認識上存在誤區從而導致了錯誤報道，混淆了廣大人民對聽證制度的認識，誤將聽證會等同於一般的座談會，這對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因此進一步規范聽證會的制度刻不容緩。同時加強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總體素質也十分必要。
4、對聽證主持人缺乏相應的制度性保障
聽證程序的實施質量如何，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聽證主持人，他與程序公正緊密相關。正如美國學者伯納德•施瓦茨教授所強調的，「由公正、超黨派的審訊官主持的公正聽證是行政裁決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決一樣，行政官員在聽證中所做的裁決也必須由公正、超黨派的審訊官做出。如果審訊官或者行政機關受到法律偏見的影響，那麼行政裁決則是無效的。」為了確保聽證主持人的獨立性，首先必須在制度上確保其能獨立地行使有關聽證的權利，這就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中加強和確保聽證主持人法律獨立性的相關法律制度，實現聽證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員隊伍自身的整體素質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二）對聽證制度的一些完善
1、廣泛開展全民聽證制度的宣傳活動
有關政府部門應積極組織行政庭工作人員深入群眾，宣傳法律法規。認真聽取群眾意見，並將意見即時反饋給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決聽證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廣泛代表性的難題，另一方面聽證主持人可針對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提前做好准備，從而在聽證過程中正確地引導聽證會的順利進行，實現行政聽證制度的公正與效率的。
2、建立相應的違反聽證程序的救濟制度與之相配合
有權利就有救濟，否則權利難以得到及時、合理的保障。在實踐中違反聽證程序有兩種情形：一是應當聽證而未聽證；二是在聽證中違反聽證程序的法律規定。針對此，筆者建議，可在今後的《行政訴訟法》和《行政復議條例》中增加相應的條款規定，完善其相應的救濟法律制度。
3、確保行政聽證制度法制統一性
程序的價值在於落實法律的執行，在以《行政處罰法》為突破口的各種單行行政法律、法規中分別規定相應的聽證制度，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然而由於出發點不同，會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因此在將來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聽證制度的定義、基本原則、基本步驟等做出詳細的明確規定顯得十分必要。
四、從憲政角度對聽證制度的認識
憲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本文正是從這個角度，以文章上部分為基礎，對我國聽證制度做一個簡單的評價。
（一）聽證會和公民基本權利
舉行聽證會，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為會對公民基本權利產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為意味著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了限制。從法理上說，法律應盡可能擴大公民的自由，對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應該充分當事人的自由選擇，表現為對當事人權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時由於公權力本身的局限，特別在經濟領域，需要注重個人自治。聽證會制度，在行政權力擴張的背景下，無疑成為克服公權力運行缺點，保障個人權利和發揮個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權力和公民基本權利的協調
盡管聽證會體現了政府決策的民主化，但是聽證會本身並不等同於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機會均等、多數決定原則之上的決策程序，而聽證會只是政府機關決策前的一種徵求意見程序，聽證會本身並不決策。正因為如此，聽證會的運作過程與民主的運作過程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民主決策過程由投票產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樣的投票權，而聽證會的參加人由政府機關選擇，參加人以其專業知識而不是投票權影響決策；民主必須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策，而聽證會完全有可能採納少數派的意見。這樣，聽證會的參加人構成及其專業素質對於聽證會的成功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以搖號、抓鬮、抽簽或者選舉等「民主」方式選擇聽證會的參加人，首先就是對聽證會程序與民主程序的一種誤讀和錯誤嫁接。
實際上在聽證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過於追求對公權力的限制，不僅降低了行政效率，對個人自治的過分張揚，也不利於對公共利益的保護，以此，必須注重權力和權利的協調。協調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違憲審查制度和聽證制度。在違憲審查中，判斷某一個涉及對基本權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權力行為是否違憲，通常採取的標準是比例原則和利益衡量理論，即在正當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礎上，把對某一項基本權利進行限制所獲得的利益和由於該限制所喪失的利益進行比較，在可以判斷前者的價值高於後者的情形下，才對該項權利做出適當的限制。在聽證制度中，主要通過聽證程序的設置和聽證者的意見對行政決策的拘束力來實現的。
（三）聽證程序的意義
即使在一個高度法治化的國家裡，由於人性和利益的驅動，我們很難確定的說某個行政行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擾。如盧梭所說，「一個國家官員代表了三種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團的，一是國家的」。行政權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權，它的擴張必然引起人們的擔憂。由於違憲審查的事後救濟和非專業化特點，聽證制度迅速發展起來。但另一面，與違憲審查相比，聽證制度中對公權力的限制理性化較低，在聽證中權利對權力的約束不同於司法。即在違憲審查中，被法院認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為，有可能在聽證中被否決（當然聽證參加者不具有決定權），原因在於聽證結果是意志自由選擇下的結果。

『肆』 啟動行政處罰制度v

一、我國行政處罰聽證的現狀及主要問題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在行政處罰程序中，行政機關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合理地實施行政處罰，在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事人要求，須公開舉行聽證會，在質證和辯論的基礎上作出處罰決定。[4]《行政處罰法》是我國行政處罰聽證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它對聽證程序的規定如下：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行政機關組織聽證的費用。聽證依照以下程序組織：(一)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3日內提出；(二)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7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三)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四)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五)當事人可以親自參加聽證，也可以委託1～2人代理；(六)舉行聽證時，調查人員提出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七)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聽證結束後，行政機關依照《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作出決定。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國《行政處罰法》對聽證程序的規定較為簡單，因此造成理論和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聽證適用范圍過於狹窄
《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關於聽證的適用范圍是這樣規定的：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也就是說《行政處罰法》用正面列舉和反面排除的方法將聽證的適用范圍限定在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上。雖然用了個「等」字，但在有權機關對該「等」字作出法律解釋之前，該「等」字並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5]所以行政處罰的聽證適用范圍實際上就僅限於三類處罰事項。行政處罰的種類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它行政處罰（如：勞動教養、驅逐出境、禁止進境或出境、限期出境、通報批評等）。[6]而只規定三類處罰事項可以聽證，范圍確實過小。
1. 聽證適用范圍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
從以上規定的字面意義和其所處位置可以推測出立法者的意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不適用該法的聽證程序而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定。而且，關於聽證程序適用范圍的規定中確實沒有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在內。所以有必要看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規定的程序，包括：傳喚、訊問、取證、裁決四個環節。《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目前已經被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所取代，那再來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有關處罰程序的規定，包括：調查、決定、執行。可見這兩部法規定的程序，其公正性、合理性根本無法和以抗辯、質證為核心的聽證程序相比。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是最嚴厲的、對當事人影響最為直接和重大的一種，本應該更審慎、更嚴肅地對待。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的設定權上就可以看出，立法者一直很重視這類行政處罰。[7]可是，在行政處罰聽證程序的規定中不僅看不到這種謹慎和嚴肅，而且還仍然適用已經被廢止的、相對粗糙的，不符合現代程序精神要求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程序規定，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的。行政處罰法中的這種規定顯然和立法者在處罰權設定中體現出來的重視態度不相符，有違「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宗旨和公正原則。
2. 聽證適用范圍不包括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
現實案例中，有些沒收非法所得、非法財物的數額達數十萬元，大大超過罰款的聽證金額。如:2005年6月2日，江蘇某市環保局對該市一物資回收公司作出了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13.2萬元的行政處罰決定。13.2萬元的數字遠遠超過了《江蘇省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則》中規定的較大罰款數額，[8]但由於缺乏聽證的依據沒有舉行聽證，不但該公司對處理結果不服，而且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對該案是否應當聽證的廣泛爭議。[9]這類案件，不管將其以何種理由排除在聽證范圍以外，都難以服人。這也是人們在實踐中普遍感到必須解決的問題。從某種角度講，這是客觀實際的需要。
（二）啟動聽證的規定存在缺陷
《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3日內提出」。這些規定從啟動聽證的角度分析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1. 啟動聽證的程序單一。
啟動聽證的程序只有一種，即依申請舉行，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因為在行政處罰案件中有些對於當事人的處罰金額、沒收違法所得與非法財物的數額特別巨大；還有一些對特殊企業的處罰，特別是對其進行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的處罰涉及到廣泛的社會公眾利益。大名電信一案就是很好的例子。該企業的降價措施使任何一家電信企業都難以經營，對該企業的處罰金額也相當大而且對其的處罰涉及廣大電信用戶的利益。[10]這種涉及面廣、處罰力度大的案件如果按現有的聽證規則，很可能因為被處罰人一人放棄聽證權利，造成眾多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公眾無法參與聽證。對於類似這種行政處罰案件如果不規定處罰機關有義務依照職權直接舉行聽證，是不利於保護當事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權益，也不利於保護社會公眾利益的。
2. 啟動聽證的規定語言表述上存在缺陷。
就是這一種啟動聽證的規定本身也存在語言表述上的缺陷。按照《行政處罰法》法條的規定，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3日內提出。立法原意是要求行政機關履行提醒義務，同時要求當事人及時行使聽證權。但按照我們的語言習慣這樣表述就把「告知」作為了「提出」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當事人只能在「告知」後「提出」，如果行政機關由於主客觀原因不「告知」，那當事人即使知道有權聽證也無法「提出」聽證要求。顯然該條在語言表述上還是可以再完善的。
（三）有權請求和參加聽證的主體單一
理論上，可以把聽證參與人定義為，除主持人之外參加聽證程序，享有一定權利並承擔一定義務的人，包括「參加人」和「其他參與人」。前者包括參加聽證程序並與行政決定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後者包括與行政決定沒有利害關系的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等。[11]《行政處罰法》多次使用「當事人」這一概念，雖未指明其確系何人，但從整個法律規定來看，應當是指行政機關調查人員認為有違法行為，將要給予處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可是對於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地位卻沒有規定，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例如：1998年11月12日，馬某在漢口開往上海的客輪上被於某猥褻一案。當時港口公安分局以《行政處罰法》沒有相關規定為由，駁回了馬某的聽證請求，造成馬某無法參與聽證維護其權益。[12]這種涉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案件還有很多，除了侵害型治安處罰案件中權益受被處罰人侵害的受害人，還有環境污染處罰案件中的受污染一方、多個被處罰人中未申請或未按規定申請聽證的擬被「共同處罰人」，他們都是「其他利害關系人」。在這些案件適用聽證程序時，賦予他們申請或經行政機關通知而參加聽證的權利是理論和實踐不可迴避的問題。[13]
（四）通知的規定過於簡單
在合理的時間前得到通知是當事人的權利，也是程序公平的最低要求。聽證往往涉及當事人的重要權利，當事人有必要了解聽證所涉及的事項、聽證如何進行，只有這樣，當事人才能進行充分的准備，與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對抗。[14]因此，通知的內容不能過於簡單。我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7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僅列時間、地點為通知內容，就過於簡單。這種沒有關於聽證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要點的通知並無實質性的作用，當事人往往明知可以要求聽證和聽證即將舉行卻不知或無法有針對性地作充分的准備，以致聽證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作用大打折扣。[15]另外對於通知的方式《行政處罰法》也隻字未提。
（五）主持人制度不完善
聽證會的實質在某種程度上與司法庭審相似，如同法官的聽證主持人在聽證會上的作用可想而知，其自身素質水平、獨立性以及職權如何將直接影響到聽證會的效果，這一點也為實踐所證明。《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這樣簡單的規定顯然不能符合建立規范的主持人制度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個問題：
1. 主持人的選任欠缺中立性。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在行政處罰聽證程序中，聽證主持人與案件調查人員是內部的職能分離關系，並且與案件有厲害關系者，可以被申請迴避，因此，此環節可以保證某種程度的公平。[16]但是，分析我國現行規定與實際做法，主持人基本由行政機關內部工作人員擔任：或者由行政機關有關負責人擔任，或者由行政機關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的工作人員擔任，或者籠統規定由行政機關的非調查人員擔任，或者簡單規定由行政機關負責人指定。不管採用何種具體方式選任主持人，由於主持人就是擬作決定的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總是難免讓當事人感覺到主持人與調查人員在共同對付自己。
2. 主持人缺乏專業性。
主持聽證，需要主持人熟悉相關行政管理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涉及的法律規范，同時還需要主持人具備控制聽證進程的能力，對主持人提出了較高的專業要求。但行政處罰法目前對主持人的專業性規定不多，也缺乏培訓制度，導致實踐中不少地方出現了怕當主持人、不願當主持人的現象。
3. 主持人的職權規定不明確。
聽證主持人在聽證程序中的地位類似司法程序中的法官。為了保證聽證的順利進行，各國都規定了聽證主持人在聽證中享有的權力。如韓國、日本規定了主持人主持聽證的權利；美國、葡萄牙和我國澳門地區不僅規定主持人有組織聽證的權力，還有作出初步決定或者對決定作出建議的權力。[17]遺憾的是《行政處罰法》沒有明確規定聽證主持人的職權。以上問題現在尚未突顯出來，但隨著行政程序制度建設和改革的深化，已經適用聽證程序范圍的逐步擴大，這些問題遲早會被提出來深入討論的。[18]
（六）聽證結論的有效影響小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第四十三條規定「聽證結束後，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作出決定。」第三十八條規定調查終結，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對調查結果進行審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決定。
1. 《行政處罰法》沒有確立案件排他原則的原因。
從以上規定可見，處罰決定的作出應當充分考慮和重視當事人在聽證程序提出的意見及證據材料，但聽證筆錄及相關材料並不構成決定的唯一依據。暗含的意思似乎是，行政機關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作出決定，而這僅僅依賴聽證程序未必能做到。這種考慮有其道理。(1).聽證程序查清事實的功能確有其局限性，不能過於依賴；(2).從行政效率、經濟成本以及法律秩序穩定性考慮，不宜也不可能多次舉行聽證會。處罰決定的作出，必須建立在可靠的事實證據和合理的分析基礎之上，僅僅依賴一兩次聽證會，是不夠的。[19]所以，《行政處罰法》當初沒有確立案件排他原則。
2. 聽證結論的有效影響小。
《行政處罰法》的這種規定，沒有對聽證筆錄的效力作出規定，未在制度層面上確立案卷排它原則。這樣實際上就難免使得聽證活動的作用大打折扣，造成聽證結論的有效影響小。也就是說，在現有規定的情況下，行政處罰的決定人仍可憑在聽證案卷記錄之外的當事人所未知悉和未申辯的事實作為依據去作出處罰決定，這實際上是與聽證程序所要求的對當事人所舉證、陳述和辯論所認定的事實予以充分考慮，和行政機關不得以當事人不知曉和未經辯論的事實為依據作出裁決的本質特徵相背離的，其後果將使聽證結論的有效影響小，難免成為某種形式的走過場而已。在目前實踐中，很多聽證會結束後，行政機關並沒有根據聽證會上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作決定，出現了「聽而不證」現象。[20]1996年11月，北京市某區環保局對一美食娛樂中心因噪音污染以及未經建設項目環境保護審批、驗收而擅自運行等問題進行處罰的過程中，就把聽證程序誤解成一種只是聽取當事人意見的程序，沒能充分發揮聽證會的作用。[21]
（七）聽證形式單一
行政必須兼顧民主和效率。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要保證最低限度的公正，而在講究民主的同時，必須保持適度的效率，以避免民主成為過分的奢侈品。一般而言，舉行聽證會要求行政機關有足夠的人員、時間和財力。同時，它對參加人也有一定的要求，例如按時到場，舉證質證、辯論等。所以不是所有處罰案件都必須適用聽證程序。同樣地，適用聽證程序的處罰案件有輕重緩急之分，所以不一定所有能適用聽證程序的處罰案件都應當嚴格適用同樣的聽證程序。《行政處罰法》只規定了一種聽證形式。這既不適應行政聽證制度的自我發展， 也不能滿足現代行政管理的需要。聽證要遵循保證工作效率的原則，也就是說行政處罰的聽證不但要求民主、公正，而且也要求效率。如果不同情況的處罰案件都只適用一個聽證程序，就會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其結果也不利於公眾的利益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行政處罰案件的聽證范圍逐漸趨於擴大的今天，面對不同的案件，要處理好公正與效率的矛盾，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只有一種聽證程序是不夠的。

二、完善我國行政處罰聽證制度的措施

（一）擴大行政處罰聽證適用范圍
1. 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納入聽證的范圍。
應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如行政拘留、勞教等納入聽證的范圍。無論何種原因，都不應該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排除於聽證程序之外。[22]。因為，就剝奪相對人的權利性質而言，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行為罰其嚴厲程度超過財產罰。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序列中，人身自由權是優於財產權的，而對公民最重要的人身自由權利的保護程度卻不及其他權利，不能不說是現有聽證制度的一個缺陷。所以，我的建議是：要麼先修改《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將「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改為「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規定執行」，然後再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建立聽證制度。要麼就直接修改《行政處罰法》聽證的適用范圍，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罰，如：行政拘留、勞教等納入行政處罰聽證程序。建立人身罰相應的聽證制度，既是健全聽證制度的重大措施，也是完善我國基本人權法律保護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
2. 將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納入聽證的范圍。
應把與罰款聽證金額等值的沒收違法所得與非法財物的行政處罰和罰款一並都納入聽證范圍，以體現財產罰的公平性。[23]
（二）修改啟動聽證的程序規定
1. 增加處罰機關應當主動舉行聽證的規定。
首先，可以參考《行政許可法》第四十六條將《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有關規定修改為：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實施行政處罰應當聽證的事項，或者行政機關認為需要聽證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處罰事項，行政機關應當向社會公告，並舉行聽證。
其次，應當完善「法律、法規、規章」中對於「應當聽證的事項」的規定。因為如果沒有在法律、法規、規章中規定配套的應當聽證事項的規定，那麼《行政處罰法》的這條規定也就等於一紙空文。
2. 修改處罰機關依申請舉行聽證的規定。
修改後的規定在語言表述上不應將處罰機關的「告之」作為當事人「提出」聽證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當遇到法律規定當事人可以提出聽證請求的處罰案件時，處罰機關應當主動告知當事人有權要求聽證，但是如果由於主客觀原因處罰機關沒有履行告之義務，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處罰機關提出聽證要求，處罰機關在接到當事人申請後應按照規定啟動聽證程序。
（三）規定行政處罰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聽證請求權和參加聽證的權利
由於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往往影響到第三者的合法權益，那麼就有必要允許他們申請或經行政機關通知而參加聽證。很多國家的聽證參加人的范圍都有擴大趨勢。比如：在美國，聽證參與人包括「當事人」和「參加人」，近年來，法院對於當事人、參加人范圍的擴大一般持支持態度；德國將權利或利益直接或見解受行政決定影響之人都以當事人對待；[24]日本《行政程序法》中規定：聽證主持人認為必要時，即對非案件當事人的第三人，依照作出該不利益處分所依據的法令，認為其與該不利益處分有利害關系時，聽證主持人可要求該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程序，或者許可其參加該聽證程序的申請。依此規定，不利益處分中，所有利害關系人的參加聽證或參加聽證的申請權均受到法律保護。[25]我國《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七條也規定「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因此，我認為《行政處罰法》應當明確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權利。可以增加一款規定「與擬作出的行政決定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利害關系人申請參加聽證，或者由主持人通知參加聽證」。

『伍』 如何寫聽證會

理解了聽證會的定義，就知道怎麼寫：
聽證會起源於英美，是一種把司法審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聽證會模擬司法審判，由意見相反的雙方互相辯論，其結果通常對最後的處理有拘束力。在中國，除了行政程序中有聽證制度外，立法中也有聽證制度，已經有多個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進行了聽證。

『陸』 安徽省高院有沒有關於執行聽證的法律界定

有。詳見《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案件聽證規程（試行）》及《關於規范中止、終結執行程序的指導意見》。
《關於規范中止、終結執行程序的指導意見》明確了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終結執行的情形。裁定中止執行的有10種情形：①申請執行人表示可以延期執行的；②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確有理由的異議的；③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繼承人繼承權利或者承擔義務的；④作為一方當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尚未確定權利義務承受人的；⑤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執行人為債務人的破產申請的；⑥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⑦執行標的物是其他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正在審理的案件爭議標的物，需要等待該案件審理完畢確定權屬的；⑧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⑨仲裁裁決的被申請執行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執行請求，並提供適當擔保的；⑩人民法院認為應當中止執行的其他情形。裁定終結執行的有9種情形：①申請人撤銷申請的；②申請人申請終結執行的；③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被撤銷的；④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擔人的；⑤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案件的權利人死亡的；⑥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難無力償還借款，無收入來源，又喪失勞動能力的；⑦在執行中被執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產的；⑧申請人申請人民法院發放債權憑證的；⑨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終結執行的其他情形。為增強執行的公開性，杜絕中止、終結執行權的濫用，該《意見》引入了聽證程序，規定：人民法院在作出中止或者終結執行的裁定前，除中止情形中的第①、⑤、⑧項和終結情形中的第①、②、③、⑦、⑧項的幾種情形外，應當書面通知案件當事人，告知其有申請聽證的權利。當事人申請聽證的，應當在接到人民法院通知後的3日內提出；當事人申請聽證的，人民法院應當舉行公開聽證；當事人逾期不申請聽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徑行作出裁定。人民法院決定舉行公開聽證的，應當提前7日通知案件當事人和第三人參加聽證，同時應告知當事人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以及聽證案件的合議庭組成人員和主持法官。人民法院對中止、終結執行舉行公開聽證，應當提前3日公告，公民持有效證件可以旁聽。中止和終結執行公開聽證的程序，適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案件聽證規程（試行）》的規定。該《意見》要求，人民法院對需依法中止或者終結執行的案件，一律經合議庭討論決定；人民法院應當在聽證後3日內作出是否中止或終結執行的裁定，不中止或終結執行的，繼續執行，中止或終結執行的，應當依法製作裁定並送達當事人；上級人民法院認為下級人民法院中止或終結執行裁定確有錯誤，或者人民法院院長認為本院中止或終結執行。

『柒』 請問聽證和開庭有什麼不一樣

1、定義

聽證指的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有關行政決定之前，聽取行政相對人陳述、申辯、質證的程序。聽證是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的重要法律程序。

開庭審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完成審判前的准備工作之後，在法院或其他適宜場所設置的法庭，對案件進行審理的過程。

2、程序

聽證程序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由聽證程序參加人就有關問題相互進行質問、辯論和反駁，從而查明案件事實的過程。

開庭審理是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的階段。其方式主要是有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其中，公開審理是原則，不公開審理是例外或補充。

(7)聽證的定義擴展閱讀：

開庭順序：

1、由書記員查明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是否到庭，並宣布法庭紀律；

2、由審判長宣布開庭，並由審判長核對當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審判人員、書記員名單，告知當事人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詢問當事人是否提出迴避申請；

3、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調查按照下列順序進行：當事人陳述；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出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宣讀鑒定意見；宣讀勘驗筆錄。其間，當事人經法庭許可，可以向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發問。

4、進行法庭辯論。法庭辯論按照下列順序進行：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答辯；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或者答辯；互相辯論。法庭辯論終結後，由審判長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後順序征詢各方最後意見。

5、評議和宣判。法庭辯論或被告人最後陳述結束後，法官進入評議室評議，做出裁判。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聽證

網路-開庭

『捌』 如何看待稅收立法聽證制度

立法聽證制度引入稅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聽證引入稅收立法的價值，在於立法聽證所固有的功能滿足稅法的需要。必要性價值的求證問題，就是立法聽證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稅收立法這個具體的特殊的領域的體現。一般認為，立法聽證的功能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1)信息收集;(2)實現直接民主、體現民意;(3)促進良法;(4)協調社會利益;(5)立法宣傳。[6]筆者認為，立法聽證制度引入稅法的價值，集中體現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滿足稅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是稅法的最高法律原則，其基本含義是稅法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由法律加以確定。國民根據法律的規定納稅，政府根據法律的規定征稅。而規定納稅和征稅關系的法即稅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稅收法定主義的前提和依據，當且僅當所制定的稅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稅法主體依法辦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守法，遵守法定許可權，遵循法定程序，從而保證立法內容的合法性。」[7]稅收立法應當以憲法為依據，遵守《立法法》的規定，立法聽證制度為《立法法》所確認，當然適用於稅收立法。如果稅收立法程序存在規制的缺失，立法的隨意性將大大增加，導致立法成為征稅權濫用、侵犯公民財產利益的工具，不僅損害稅法的權威，而且影響到政府的社會公認度。此外，從立法聽證本質上看，作為一種程序性規則，能夠防止各種人治的因素，如領導指示，主觀隨意性等等，保證立法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
第二，滿足稅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8]從這個定義上看，民主與「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相聯系，也可以這樣認為，當某個決策影響全體成員的利益，那麼該決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權國家的稅收運作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稅權是實現人民利益的需要，稅權在根本上屬於人民。納稅主體的范圍隨稅種之別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觀而言，稅賦的主要負擔者是人民。稅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組成社會的成員將其勞動成果的一部分貢獻出來，而該集中起來的勞動成果又將使用於增加社會成員共同福利方面，這種關於貢獻和再分配勞動成果的機制，是社會成員自治協商的產物。顯然，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看，稅收無非是每個人都將其經濟利益的一部分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下，稅法是社會成員間關於再分配的經濟契約。

『玖』 民事訴訟中聽證和開庭有什麼區別

民事訴訟中聽復證和開庭的制區別如下：

1、兩者的概念不同

民事訴訟中聽證指的是人民法院在作出有關法律決定之前，聽取行政相對人陳述、申辯、質證的程序；開庭是指人民法院在完成審判前的准備工作之後，在法院或其他適宜場所設置的法庭，對案件進行審理的過程。

2、兩者的性質不同

法院聽證程序一般是在案件執行階段，因該執行案件出現執行異議或案外人異議，法院執行部門會通知各方當事人參與聽證，因此聽證大多屬於行政程序，而開庭是司法程序。

3、兩者的職能分工不同

聽證一般解決執行程序性問題，而審判程序開庭則涉及訴權或實體權利，是對整個案件的審理與進行決策。

4、兩者的作用不同

聽證必須為庭審工作做准備，或者是發揮其調節功能，調解結案，來減輕庭審的負擔。在有些民事審判中，調解是不可或缺的先行程序。因此聽證是為開庭做准備的，通過聽證可以決定是否需要審理，庭審則是正規的審判程序。